为什么说《社交网络》是上个十年最具预见性的电影?

为什么说《社交网络》是上个十年最具预见性的电影?
2020年09月25日 18:29 澎湃新闻

原标题:为什么说《社交网络》是上个十年最具预见性的电影?

原创 王立 GQ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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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的一个秋天,在哈佛大学的一间宿舍里,一个学生创建了名叫“Facemash”的网站,他将哈佛校内女生的头像照片窃取后发到网上,每次将两张照片并置,让用户点击选择更吸引人的那一位,照片不停轮换,以此进行比较排名。

7年后,一位导演将这一幕稍作改编拍成了电影的开头——一位情场失意的极客宅男,怀着对前女友的怒火,边喝啤酒边创建了一个评选好看女生的网站,网站一经发布即点击暴涨,两小时内使得哈佛校园网陷入瘫痪。之后,由这一基本概念生发,他创建了Facebook。

2010年,就在这部讲述Facebook诞生故事的电影《社交网络》上映前几天,那个扎克伯格早就弃之不用的 “FaceMash” 域名被以30,201美元拍卖成功。这一年年底,26岁的扎克伯格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因为他“完成了一项此前人类从未尝试过的任务:将全球5亿多人口联系在一起,并建立起社交关系。”

同样的,这部电影记录了这个时代最大的一次变革:人与人交往方式的变革。十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社区的月活用户已经超过了30亿,同时,更多提供新型玩法的社交网站正在崛起,以更多方式侵入人们生活的细枝末节——文字分享、兴趣分享、图片分享、状态分享——我们来到了一个无事不可分享的社交网络时代。

一个在电影中只是浅浅触及,但到了今天已被日益凸显的问题是:当社交网站将人的基本欲望与行为数据化,当人与人之间或简单或复杂的关系被析成可视的数量——粉丝数、点赞数、评论美誉度,怎么定义自我?

有趣的是,当我们回顾这部十年前的电影,会发现扎克伯格做这个网站的初始,也正是从人的“自我意识”,从人朴素的表达愿望,与交流愿望出发的。

当年,“Facemash”这一设想一经呈现,学校里顿时炸开了锅。许多男学生对于这一设计感到兴奋异常——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乐于去做但不便直接尝试的事情,正当化地实现了。

Facebook 建立之初,还是一个用于学生校内社交的网站,扎克伯格发现,当许多学生想要了解另一个陌生的心仪对象的恋爱状况时 ,总是苦于信息获取无门,于是,他就在用户的个人主页资料设置里,添加了恋爱状况一栏,提供了包括“单身”、“恋爱中”以及“交往中,但保留交友空间”在内的不同选项。

接下来,为调动用户活跃度,扎克伯格开始思考怎样让用户进行更多的自我分享,为了不重复在“Facemash”中犯过的侵犯隐私权的错误,他要做的是让用户主动地把隐私拿出来。

这是电影中没有详细着墨的一点——为此,网站背后的操控者们不断地添加着种种让人分享成瘾的设计——Facebook首任总裁肖恩·帕克就曾在采访中承认,社交媒体从一开始就是关于成瘾的生意,“我们每隔一会儿就要给你多点多巴胺,比如给你的照片点赞、评论;实时展现别人的更新状态……这套机制正在改变你与社会的关系、改变你与其他人的关系。”而这套机制的确立,正是Facebook后来能够成功扩张的重要原因。

这套模式已经成为我们当今生活的一部分。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分享自拍、旅行、工作场景,分享经过修饰的情绪与感悟,以此打造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人设,并在点赞与评论中收获被认可的快乐。在这样的分享过程中,人们的自我认知被反复冲刷——它紧紧关联着他人每一次给你的点赞、关注数。

这一幕,在短剧集《黑镜》的《急转直下》一集中曾有过极致化的呈现。这个故事描绘出了一个近未来社交图景:分数是这里每个人的声望衡量指标,人人手机上都装有一个评分系统,随时可以浏览面前人的分数与状态发布,并对其打一到五星的评价,这些分数综合起来后,就形成了一个人的等级序列——4-5分受人尊重,3-4分普普通通,2-3分倍受轻视。这个评分既会影响到线下的真实社交——他人会依赖评分数来决定是否和你亲近,也决定着人是否能获得更多的租房折扣、信用借贷等生活便利。

于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评分,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都竭力地在线上线下展现自己阳光、积极、正面的一面,而剧中的主角也在这种无止境的提升评分的努力中陷入泥淖。

社交网站里充斥着填补欲望,以及补足实际生活缺陷的功能,而即便我们意识到它的问题,却难以脱身。《她》是一部许多人都比较熟悉的近未来爱情片——当我们总嚷嚷着要找到一个拥有自己所喜爱的好品质、又正好剔除一些劣质品质的对象时,一个虚拟爱人就是最好的选择。故事中的男人刚刚经历了一场令他身心俱疲的长期关系,随即在虚拟恋人身上找到了安慰——她给了他所渴求的亲密关系,却又不需要让他承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经营情感的麻烦。

然而,当他渐渐依赖于这个看上去无所不能的强大“爱人”,对自我、对爱的迷惘也接踵而来。

这些电影早早地提出对社交网络时代的警示:越是在一个选择众多、欲望满足的方式众多的环境里,人与自我的关系就越是值得被重新审视。

《脸书故事》一书中,作者丹尼尔·米勒深入调查了在特立尼达这个城市里,Facebook如何改变当地的生活,他发现,社交网络一面为人们建立和发展新的关系,一面也成为许多婚姻的隐患,它可以帮助因疾病、年龄、性格而无法出门的人找到新的出口,但也带来了因隐私泄露制造的麻烦和丑闻。

不堪负荷的情绪日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社交媒体上“隐身”,选择“三天可见”,或关闭朋友圈。他们中不少人曾经是过度的分享者,但后来逐渐转向被动浏览、只看不发甚至彻底退出社交网络的状态。

有学者向一些降低或退出了网络社交的人做了问卷调查和访谈,总结出他们远离社交网络的几种原因:第一类人,认为社交媒体互动对自己的精力消耗过大,久而久之感觉到社交倦怠;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要经营一个理想的角色代价过高,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社交焦虑,因此宁愿选择隐身不发声;还有的人是因为害怕主动曝光,会破坏一直以来理想的自我观照的目的,因而宁愿选择隐身;只有少数人是主动以“隐身”的方式,来对抗网络潮流趋势。

然而,这种对抗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社交网络目前不仅仅只是分享自我,而深入参与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交友和工作。就像很少人能做到彻底的隐身——许多人即使不再更新自己的状态,但仍然无法停止去刷别人的社交动态。人们并不会因为“退出了评分”,而逃过被打分的命运。

那么 ,人如何在这种淹没、碾压式的社交网络中重拾自我?

《交往在云端》一书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过去,关于技术与人的关系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流行的是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人类几乎无法抵抗的变革力量,以及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人是技术的主要推动者。相比之下,作者南希·K·拜厄姆更同意技术的社会形成论,即认为两者相互左右——技术影响社会,人也在影响技术的发展。

她认为,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人们对新媒体认知的不断深入,最终,人们会将新技术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该书的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在《智族GQ》的采访中谈到,“技术决定了我们的起点,但决定终点的是我们自己。”

“当讨论技术时,我们会表达某些社会层面的担忧。其实,在没有这些技术时,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担忧,因为这些担忧的本质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说,如何成为真正的自己,如何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如何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如何在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中安身立命。”拜厄姆在书中提到。

技术评论家杰伦·拉尼尔认为,当今社会的结构已经全然改变,人们欣然将自己交给各个软件、系统里的算法,让算法成为“最了解你的人”,但在他看来,人们如何去尽力地了解自己,如何选择去创造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过程更重要。

他觉得最荒谬的一点在于,那些沉迷于社交网络的人,常常是为了能让自己被更好地了解和分享,才去为自己创造一个身份,“这前后恰好被颠倒了。”

在他看来,社交网络上的人们,与其欣然被算法操纵,不如拿出更多的自我意识,去更多地利用科技,来推动一个自己理想社会的实现。“过去的半个世纪左右,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案例,这些变革都是由那些试图推广好的想法的人们带来的。”

当人的使用意图发生变化,这一切变化最终也能反馈到产业端,从而带动技术产生新的改善。在《社交网络》中,肖恩·帕克坐在一家嘈杂的酒吧里向扎克伯格提到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它出自一个想帮妻子买内衣,却不好意思走进百货商场,于是决定自己开一家高级店面的男人。这个小品牌后来被大集团收购,新的掌舵者将其重新包装,就成了一种描画“最完美身材”的流行标准,长期以来在社交网络上受到追捧与效仿。不过,发生在这门生意里的最新情况是,“维多利亚的秘密”已经宣告破产。对“完美身材”的叫卖声已逐渐失去其市场。

近几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平权以及多元化审美呼声的高涨,许多内衣品牌重新调整方案,让更多类型的模特登上时尚杂志封面,许多为适合不同身材而设计的内衣品牌大受欢迎。蕾哈娜的内衣品牌甫推出时即主打多元性,提供从32A 到44DD 的内衣尺码,以及从XS 至3X 的内裤尺码。去年,她邀请了大码模特、孕妇、截肢模特和跨性别模特走上发布会舞台。有人笑称,卖了24年性感的维密,终于输了赘肉肚腩和XXL。

今年,姜思达因为着装上了几次微博热搜。第一次是以一身出现在FIRST青年电影展红毯上的裹身裙造型——配以头顶上他自称花20块钱在楼下买的头绳扎的两个小揪揪。许多网友对他的变化感到不解,称“担心他的精神状态”,在类似这样的负面评论底下,很快有其他网友回击:“男生也应该有穿衣自由。”

在一次采访中,姜思达调侃道:“前几年骂我的是99%,现在是50%。”他感到,大众对外形的多元性的包容肉眼可见地进步了。成为一名艺人后,他想做这个通常被经纪人保护得密不透风的群体中的例外,尽量真实,跟从自己,而不是将自己套进既有的认知模型。播客作者中二怪常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观点和阅读书目,却常常被网友误以为是中年男性。在她看来,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很没意义,“我觉得那些经由自己发展出来的,与出生背景无关的东西才能真正定义我是谁。”时尚博主包公子姐儿自童年时上排牙齿就少了一颗,长大后又因健身在腿上留下三块疤,但她从未羞涩于展露这些“缺陷”,甚至感觉骄傲,因为这就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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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我们被社交网站推送着“你可能认识的人”/“你可能有兴趣认识的人”,被购物网站推送着“这是你想买的东西”——但实际上唯一能决定“我是谁”的,是你自己。

不妨试试,当在使用APP时,让自己目的性更强——而不是总是被硬塞过来的 “兴趣”牵着走,这种时候,你就已经拿回了一部分自我定义的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曾在一次关于科学与人的对谈中提到“感受质”这一概念。它可以是每一个人看到的光的不同波长,你说红,我也说红,但我们对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感受质”很难被脑神经科学加以解释,因为每个人对同一个事物的感受都不一样。“感受质是使每个个体称其为个体的最重要的东西……它让每个个体成其为个体 ,让差异性成其为差异性的最重要因素。”周濂说。

越是在社交网络爆炸的时代里,每个个体自己原生的感受,哪怕最细微的觉察,越是弥足珍贵。这一观念的变化,在技术端中已经有不少体现,我们如今看到的许多品牌,在设计之初就着重围绕“人”出发,关照人对自我表达、自我认同的需求。源于同样的出发点,今年, vivo 同时装设计师 Alexander Wang 合作推出了vivo X50 Pro+ alexanderwang 限定版手机,试图在设计中传达出“Self-Certified,Self-Defined”这样一个理念:在手机的机身后盖上,印有一个全息幻彩的alexanderwang标志性符号“wang”,当光线透过不同的角度照射在后盖时,“wang”会折射出不同的颜色。这块印章就像个人宣言一样,再一次言明着手机背后的人想要传达的概念:让每一个“我”都值得被认可。

像这样一类的设计,总是试图回过头来提醒他们的受众:科技服务于人,且人非臣服于科技的算法之下。

当人重新找回更多的对自我的掌控力,人和技术的关系就得以被重新审视——手机、技术也可以反过来发挥更多正面的作用:当许许多多经由不同的个体的生命经验消化得出的审慎的意见,在网络中交汇、碰撞,就可以去作用一个更多元、更丰富的大千世界。那是我们所期许的与技术的共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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