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并非宗教生活中心，与灵体一起工作
从16世纪至20世纪初，当地土著民族中的专家为保护社会福祉而接触灵界的方式给来到西伯利亚的欧洲人造成了冲击（通常也带来了震惊和恐惧）：戏剧化的公开表演，通常包括音乐、歌唱、赞美诗和舞蹈，或是这些元素的杂糅。这种表演如同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戏剧，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刺激了他们的感官，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因此，从本质上说，萨满教最早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仪式技巧”（rite technique）。它对欧洲人来说特别陌生，在欧洲历史和现实中找不到与它相似的东西。这种技巧和修习者的性质可以归纳如下。
西伯利亚萨满拥有随意调用这些灵体的能力，因此无须亲自化身动物，或把自己的灵魂变成动物；然而这可能会让人将它与上面提到过的那种西伯利亚中部对动物精神分身的信仰相混淆，这种信仰认为萨满自己的精神可能会融合进动物精神分身之中。但整个西伯利亚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萨满会像罗马巫师被想象的那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物质世界中的动物，所以似乎不应该将“人类能把自己变成动物”当作萨满教的标志。西伯利亚萨满和灵体助手之间的关系很多样，从恐惧到亲近，从自愿到强迫的情况都存在。一些萨满绝对控制着他们看不见的助手，有些则通过满足它们愿望来让其为自己效劳。
西伯利亚萨满的学徒制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萨满教圣召（vocation）的发现阶段。萨满通常是在家族中传递的，但这种传承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个事实所限制：理论上，将灵体转让给新主人必须获得灵体本身的同意，而且它们通常选择那些没有出过萨满的那一支的后人，特别是当出过萨满的家族的后继者看起来不够有禀赋时。在一些地区，灵体们在老萨满死后自行选择了新萨满，被选择的人会罹患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与灵体接触之后，萨满学徒就要开始接受老萨满和灵体的训练，而这一训练是在一系列可怕的幻想和梦境中进行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新萨满作为合格的修习者被萨满和委托人接受。以上这三个阶段在西伯利亚不同区域有很大的差异，没有统一的规范模式。萨满与他服务的人类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不同萨满之间的关系，也都无法归纳出一个普遍化的结论。
西伯利亚的萨满多为男性，但女性萨满在大部分地区也都存在，甚至在阿穆尔河谷（Amur Valley）下游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萨满的女性遍布整个西伯利亚——这个角色的确使得她们获得了独特的机会，在当地社会中执掌公共权力和发挥影响力。但即便在同一个社群或家族中，每个萨满进行表演的方式都大不相同。有的萨满让人感到亲切、悲伤，发人深省；有的则看起来凶恶、癫狂，让旁观者感到恐惧。有的萨满指派自己的灵体出窍，完成所需要的任务；有的则让灵体进入身体，用传统灵媒的方式被附身，变成灵体的传声筒；还有的则与他们所求助的对象进行对话，从中获得信息。在表演中，一些萨满全程保持清醒和活跃；而另一些则倒下继而在大部分时间内躺着一动不动，似乎陷入昏迷。
由此看来，米尔恰·伊利亚德错在将个人的精神之旅当成了萨满的标志性技艺（definitive feat），他将萨满教与被动的灵媒区分开的做法也毫无必要。充当被动灵媒的萨满教在整个西伯利亚广大地区以及与之相邻的中亚地区和南亚部分地区都有发现。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北极、亚北极地区，格陵兰岛周围，亚洲与北美洲之间的白令海峡也都有这种情况存在，两边的民族不存在这方面的交流障碍。专家们长期以来一直争论：萨满教这个词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大？是否包括东亚、中东、美洲的其他地区、非洲和澳大利亚？这些争论总是因为缺乏对萨满教的公认定义而告终。幸好我们的重点在欧洲，所以这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应该强调的是，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着对巫师形象的信仰，但在大多数地区，极度害怕巫师的民族往往与并不在意，甚至根本不相信巫师存在的民族混杂在一起。萨满教则不同，北亚和南美的萨满区域很紧凑，覆盖了西伯利亚、加拿大的北极和亚寒带地区。无论其核心区域以南的边界有多模糊，由于定义上的困难，这个区域内的几乎所有土著民族都有上述的传统萨满教存在。
白令海峡两岸的民族，对萨满和巫师两种信仰体系之间关系的处理，有着明显不同的形式。正如前面所说，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不存在巫师的形象，因为那里的人们将离奇的不幸遭遇归咎于自然界中的敌对灵体，被人类冒犯了的仁慈的或无害的灵体，或是敌对氏族的萨满搞破坏，发动看不见的战争而派出的灵体。不过，这片区域东北部的一些民族对这条定律进行了些微的限定。科里亚克人（Koryak）相信某些人能从他们的邻居那儿吸收生命力和好运，但这种能力被认为是天生的和非自愿的，而不是被邪灵附体。因此，人们往往会避开他们，而不是去施加迫害。从西南方迁徙到西伯利亚的突厥民族萨哈人（Sakha）则认为某些萨满会变坏，秘密地对邻居的人身和财产进行攻击。这种情况下，罪犯可能会受到惩罚，但他们似乎被当作行为不端的人，而不是恶魔的化身，惩罚的措施往往只是处以罚金。相比之下，许多生活在亚北极和北美北极圈的部落，他们信仰萨满，但依然恐惧巫师，并进行猎巫行动。那里的萨满用他们的力量来发现和揭露所谓的巫术修习者，所采用的方式与世界各地（包括欧洲）的服务型魔法师相同。从阿拉斯加的特林吉特人到格陵兰岛的爱斯基摩人， 整个新大陆的北部都是如此。
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类西伯利亚“经典”萨满教的描述，是学者选取了通常来说相当复杂的当地魔法-宗教（magico-religious）专家群体成员的某些特征，再组合而成的。举个例子，一项关于萨哈人的研究将这些专家分为傲云（oyun）和雅达干（udaghan），傲云是在恍惚状态下与灵体一起举行公开仪式的男性，而雅达干则是女性；又分成“körbüöchhü”（占卜者）、“otohut”（疗愈师）、“iicheen”（智者）、“tüülleekh kihi”（释梦者）。他们的职能是重叠的，不可能完全区分开。对于那些对萨满教感兴趣的学者来说，傲云和雅达干能被纳入“萨满教”这一分类，但对萨哈人精神世界感兴趣的人类学家而言，所有类型都是重要的。而且，在西伯利亚，那些被认作萨满的人也经常从事其他的魔法活动，比如使用有象征意义的自然物质，还有诵念祷词。对比欧洲和西伯利亚可以发现，这种错综复杂的状态也是欧洲社会本身的重要特点。欧洲早期匈牙利巫师审判中的服务型魔法师里，不仅有之前提过的精神武士塔尔托斯，还包括“女疗愈师”、“女医生”、“女草药师”、“博学女子”、“接生婆”、“预言家”、“理床仆役”、“抹药膏者”和“女智者”。里面的许多词似乎不能相互替代：“博学女子”和“女医生”的地位高于大多数其他人，大部分的类型可以根据其使用的方法进行区分。17至19世纪芬兰的记载中也有相似的情况：其中，“蒂耶塔亚”（tietäjä）是最高级别的领导者，通常是男性，而“诺伊塔”（noita）则不那么受尊重，也不可靠，通常是女性，此外还有五种地位较低的魔法师，各有名称。
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关心魔法和巫术的概念如何在特定的人类群体中运作的学者，可能会对跨文化比较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把重点放在特定的形象和特征上，很少考虑它们置身的当地环境。不过，如果不这么做，这些比较将很难进行，而且，前者的做法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本章开篇提及的历史辩论中，某些学者为何本应当注意到在近代早期和现代东南欧地区一些特定的民间魔法师和西伯利亚萨满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不过，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何古斯塔夫·亨宁森更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他的观点可以通过一些正向比较所使用的方法得到进一步证实。
举一个例子，通常认为，匈牙利的塔尔托斯具有与西伯利亚萨满相同的特征：天生具有独特的体征（如牙齿和额外的骨头）；童年时期有过启蒙体验（抽搐、神秘的失踪经历，或梦里出现幻觉）；获得了非凡的能力（如隐身、化身为动物、与敌人进行灵体战斗）；使用特殊的道具（头饰、鼓或筛子）。然而，第一个特征在西伯利亚萨满中很少见，第三个特征中的隐身和化身为动物的能力，也不常见于西伯利亚。而萨满教那种独特的表演，以及萨满本人经常与灵体一起工作的特征都是匈牙利的塔尔托斯所没有的。此外，这些特征并不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塔尔托斯身上。塔尔托斯其实是用不同的民间传说（通常是现代的）构造出来的某种“理想型”（ideal type）。西伯利亚萨满的特征， 比如使用特殊的道具，似乎在早期的塔尔托斯记载中比较少见或缺失了。因此，来自东南欧的塔尔托斯、本南丹蒂和类似的角色在这里不能被纳入历史上亚欧萨满的范围，对关于他们是不是古代萨满教的遗存的问题也没有准确的答案。我们更容易解决的问题是：有史以来欧洲能否找到任何确定的、与西伯利亚萨满相似的形象？要搜寻这些，最合理的区域就是俄罗斯、北极及亚北极北部——也就是欧洲最接近西伯利亚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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