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私募基金写入《投资基金法》第四稿，证监会副秘书长金颖在去年9月的中国金融经济新概念研讨会上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允许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私募基金，还在考虑允许各类机构和自然人参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据记者深入了解，中国地下私募基金总量最少在2000亿元以上，是地上基金总量(1000亿元)的两倍。而另一位此中老手的估计是5000亿元，他说：“我能接触到的最大的一个地 下公司有150亿元规模，全国有20个分支机构。”

　　为什么地面基金举步艰难，地下私募基金发展却如此神速呢？一个无法忽视的原因是私募基金在规章上的优势。

　　大多数私募基金聘请经济学家、股市精英设计方案，它所有规章均根据市场原则制订。令记者吃惊的是，大多数成名的私募基金都选择了美国式的基金架构而不是我们地面上的香港与日本模式。

　　众所周知，美国模式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例如：长城证券研发中心严明仁博士称，“证券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当日报酬为上日基金资产净值乘以1·５%乘以1／365，这种比例过高的分配方式导致基金管理者可以人为地在短时内抬高资产净值以获益，快到年底分红时，又迅速做低净值，造成股值的大起大落，一些合规与不合规手法全出来了。”相反大部分私募基金只给管理者一部分固定管理费以维持开支(或者没有管理费)，其收入从年终基金分红中按比例提取，这使得资本持有人与管理者利益一致，这种做法完全是与美国一样。

　　国际上基金管理者一般要持有基金3%—5%的股份，在公司发生亏损时这部分首先被拿出来支付，以保证管理者与基金利益绑在一起。大部分中国地下私募基金也采用这种方式，不同的是管理者持股比例高达10%—30%。比例这么高第一是因为中国信用仍未通行，第二是因为处于地下状态风险大，没有这个比例难以吸收资本。一般来说，大规模地下私募基金(10亿元左右)的承诺回报率为10%，西安一自称开放式的私募基金称，该公司2000年12月18日成立，本年度从2月5日到3月26日期间已实现16%收益。

　　记者也了解到有的私募基金5000元就可入股，回报率为30%，这近乎非法集资。然而大的私募基金则不同，一旦承诺即用上述办法保证持有人利益，有亏损都是用管理者自己的钱贴给资本持有人。为此大规模的私募基金对资本持有人也有所要求，一家70亿元规模的地下私募基金有八不要：“资金少的不要(一般每人要在3000万元以上)；要求固定回报的不要；时间短的不要(即那些半年要有回报的不要)……”

　　由于私募基金不拘形式，许多投资人都参与基金的设计，较好地解决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目前，一些不合法但合理的做法在私募基金行业也非常盛行。比如投资方有3000万元银行贷款额度没用足，又不想投入自有资金，私募基金管理人就以自己的股票作为抵押向银行借贷这3000万元，算投资方资金投入基金；在监管方面，有不少私募基金让大投资者做自己资金的监管人，大的投资需得投资人同意，效果也不错；也有为某个单体设立单独基金的。私募基金的灵活性形成了现有经济规则的挑战，能否正视这些“发明”，给予这些银行、投资者和管理者都乐意的做法以合法化？

　　目前，媒体对透露出来的地下私募基金信息的反应大多是叫好，也许是出于对地面基金的失望。但根据记者本人体验，不排除这只是私募基金有意无意抛出的正面信息，就消息发布上，这些私募基金是聪明的。

　　私募基金的确成功地解决了基金管理者内部人控制问题，但另一方面它是股市投机炒作风盛行的根源。

　　自称“我不做所以可说”的港澳证券的点津顾问公司老总喻博士称：私募基金有三个阶段：1993年—1994年，证券公司从经纪业务走向承销业务，需定向拉一些大客户，久而久之形成信任关系，大客户将资金交与证券公司代理委托进行投资；第二阶段是1997年左右，一级市场非常活跃，上市公司将股市募集来的空余资金委托主承销商来投资；第三阶段是1999年年中至2000年五六月的“投资公司热”，大量证券公司人员出来自己做投资公司业务，特别是1999年中出来的那一批人，大多是证券业的精英，专业成熟，市场营销过硬，可以说一呼百应。在这过程中，国家没有承认私募基金的合法性。

　　但喻博士没有说出另外的事实。

　　其实“私募基金”兴盛的关键是国家迟迟不给私募基金合法承认，使得私募基金以非法身份躲开了一切信息披露与外界的监督，成为上市公司在股市中投入自己资金买自己股票的最佳工具和做庄的温床。地上基金华安基金的老总韩方河认为：“在国外，每一个进入的机构投资者都必须遵守起码相同的披露制度。在中国，基金(地上)为透明信息已作出了牺牲，其他机构投资者却没有任何信息披露制度。基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你说公平吗？我们希望对所有的机构投资者一视同仁。”

　　韩方河认为，在国外虽然不用备案，但私募基金也有信息披露的要求，如对冲基金类，不用对社会公开信息与投资组合，但每月必须对美国证券管理机构披露信息，让其监管。在中国，私募基金也应该备案。不用规定什么指定机构或个人来管理私募基金，但一定要有管理者资格认定，否则乱集资空手套白狼的事不会少。

　　由于大量私募基金非法存在导致做庄行为盛行，获利丰厚。地上基金如果不采用类似方式，就无法吸引投资者，这导致众多地上基金也沾了一身腥。

　　监管部门处于两难：查处地上违法基金则法不责众，还可能削弱相对合法的地上基金，帮了私募基金的忙；不查处则如何向公众交待？

　　前一阶级关于股市讨论论据单薄，是因为回避了当时没有浮上水面的私募基金，从而无法交待股市大赌局的来源，就变成了道德化争论。

　　俗语说“闷声大发财”，为什么这些地下私募基金急着想合法化呢？

　　一位做了6年的私募基金管理者称，“尽管我们有一套监管的四权分立的方案，财务、市场、调查完全分开，按国外通行的做法来做，但私募基金做到一定的规模，管理者稍稍偏向一位大投资者就可能获巨利，引起投资人之间的冲突。基金做大又没有外部监管，这种问题肯定会发生，如果引发连锁反应就会出现大风险。”因此私募基金越大越需要合法的外部监管。

　　必须承认，有不少私募基金受上市公司委托用上市公司的钱买自己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就是所谓庄家)，以此为生。但正如点津喻博士所说，“这是与中国整体监管和治理配套有关，不给地下私募基金‘准生证’，这些问题还是存在，只有在私募基金合法化后才有可能解决。”

　　一些大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是以做中国的美林、摩根斯坦利为抱负的，他们知道在地下做得再大也只是未来的小生意。中国有1000个亿养老基金、16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仅上海一地，慈善基金、青少年基金、帮困基金等公益基金就有17个亿。这才是未来基金管理的大头。

　　私募基金明白，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人才争夺才是首要任务，因此私募基金以2—5倍的明收入来挖人。一位私募基金管理者称，“如果合法化，我们的做法与目前的基金完全不同，我们现在有一流研究人员，因此会推出一系列细分的基金，如专投信息保密行业的基金、专投家电的基金、专投基金的基金、专投房地产基金、重组股基金、绩优股基金。风险细化，顾客也就细化，根本不会像现在官方基金这么粗放的投资组合。”

　　目前包括德雷斯顿、美林等都在受中国政府之托管理部分政府基金，如果民间基金不能合法，地面基金受体制约束又做不大，中国基金管理者将坐失良机，在加入WTO后中国无法形成与外国基金抗衡的力量。

　　私募基金写入《投资基金法》正是正视现实的当务之急。

　　给予合法化与如何合法化是同样的难题。

　　目前的争论是应当自然追认还是严格由政府根据种种条件审批。

　　上交所副总经理刘啸东认为，“私募基金没立法什么事，怎么安排那是私募基金自己的事。”国信证券公司季社建认为，如果处理不当私募基金不仅可能无法沐浴阳光还可能造成新的垄断，再次陷入“严格准入，特许经营”的窠臼。

　　私募基金的管理者对此也并不乐观，他们纷纷疑虑：如果在设立方式上还是要证监会批，哪年哪月能轮上他们？会不会关系近的先批？一位学法律出身的管理者则称：“中国宪法没有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又如何能保证私募基金的利益，我们的合法化还早着呢。”

　　如何追认私募基金是个挑战。不同于开放式基金，私募基金的发起与投入者往往数量小而身价巨大，有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募集不通过报刊而是口耳相传。私募基金不仅是传统资本主义的载体，而且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最好的决定者”的传统市场信念的体现。

　　在美国，对基金参与者的要求一般是个人近两年收入20万美金以上、机构净值在100万美元以上，而目前中国基金法草案则为参与者收入不少于10万元、人数在2人以上50人以下，发起人则为500万元实收资本的企业。

　　但眼下私募基金关注的对委托代理人的资格认定还没有落实，这是否为审批埋下伏笔？　　　　 (本报驻沪记者 　翟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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