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动态股权制课题组

　　历史名城襄樊，是湖北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老工业基地。近几年，他们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引入“动态股权”机制，创造出了国家增税、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的骄人业绩。最近，我们赴襄樊实地调研，走访了企业，与当地干部职工进行了座谈，一路上所见所闻，引发了我们对“动态股权制”一些思考。

　　动态股权制的精髓在“动”，在动态中调整，在调整中优化，在优化中增效

　　动态股权制从产权制度入手，通过设立岗位股、风险股和贡献股，使企业的股权总额、股权结构和股份价值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所谓岗位股，是为了体现岗位价值，由政府拿出一部分国有股，分配给经营者。岗位股的所有权在国家，收益权归经营者。上岗者一旦离岗，则岗位股归还公司。有收益就有风险。经营者的风险，体现在风险股上。经营者必须拿出相应的资金，购买风险股份。为鼓励经营有功人员，企业拿出一部分“剩余”，作为贡献股，奖励给经营者(如果亏损，将对经营者股份作相应扣除)。在激烈的竞争中，在岗者的岗位会不断地变换，而不同的岗位，对应不同的股份；因经营的需要，可能增添或撤并一些岗位，从而导致岗位股的具体结构不断地变化。贡献股不是平均发放，而是按经营者贡献大小分配，企业关键人会获得较大份额，也引起了股权结构的变动。新的资本注入，风险股、贡献股的增减，都会使股权总额发生变化。另外，股份价值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企业经营的好坏，时高时低。这种股权变动，把过去的国有股一统天下，转变为现在的国有股、法人股和自然人股三足鼎立，股权落实到了具体的人头上，产权实现了人格化。

　　作为经营者，或者说“经济人”，最关心的是收益量。动态股权制的收益量，按照“三位一体”的公式决定。“三位一体”，指的是经营者的收入，集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贡献收入三者于一体。劳动收入，体现的是按劳分配。其发放数额，原则上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不高于现行工资结构中的基本工资，目的是要确保职工的基本生活，因此也称“温饱工资”。资本收入，按经营者持有的股份(岗位股、贡献股和风险股)分红，体现了按要素分配。设计者特别要求企业逐月派息，这样做，一来是因股息为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按月发放，可以使经营者手头宽绰一些；二是满足人们“多得不如现得”的心理，让人时时感觉有甜头，可以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三是让经营者更深切地体会到，企业的兴衰与自己息息相关，强化股东意识。贡献收入，是将企业新增资产的一部分，主要以股权的形式，奖励给关键人和有突出贡献的其他员工，以体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这是一种远期激励，既可以防止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又有利于企业股本不断增加。在“三位一体”的分配模式中，只有劳动收入基本不变，资本收入和贡献收入都随企业效益、股份多少、贡献大小上下波动。这种分配量的变化，克服了“吃大锅饭”、“工资能高不能低”的弊端，让经营者和所有员工都感觉到，自己和企业生死同存，荣辱与共。

　　企业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人，尤其是“关键人”。动态股权制中，除企业党组织负责人按党章规定进行任免，企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国有股的表决权原则上委托给企业员工行使)，经理层由董事会聘任外，其他所有岗位，都采用“四定一竞争”的用人原则，通过定岗位、定职责、定目标、定价值(不同岗位分配的岗位股数额)，将所有岗位公示于众，然后竞争上岗，谁有本事，谁就能得到关键岗位。占据了关键岗位，还不等于进了保险箱，以后每年还要进行一次民主考评，业绩平庸者，将会被淘汰出局，这样，从机制上解决了干部“能上不能下”、人数臃肿的问题。

　　国有企业职工，由于拥有“国家身份”，一进厂，就意味着能旱涝保收，衣食不愁。动态股权制彻底打破“铁饭碗”，实行定岗定员，竞争上岗，择优聘用。人数随企业效益调整，人员随岗位需要变化。为了减少下岗者的痛苦，减弱改革带来的震荡，减轻政府安置就业的压力，襄樊市本着无情改革、有情操作的原则，实现“温柔下岗”，对暂时失去岗位的职工，发给温饱工资，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待企业形势好转后，再让他们按企业需要重新就业。

　　动态股权制正是通过对产权、分配、人事和劳动用工等“四项制度”进行动态管理，使产权结构逐渐优化，分配结构日趋合理，人员素质整体提高，从而使企业生机盎然。

　　动态股权制是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也是政企分开的机制

　　近几年，为激励经营者，各地出台了一些政策，如年薪制，股票期权制，职工持股制等等。但据我们观察，这些激励方式，各自存在不足，比较起来，动态股权制的激励效果，要更胜一筹。

　　动态股权制，首先是人才的激励机制。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并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在一个企业，对人才最好的认可方式，就是提供合适的岗位，相应的收入。动态股权制通过竞争上岗，优胜劣汰，让人才脱颖而出。同时，通过岗位股、贡献股，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动态股权制，是远近期激励相结合的机制。如果说年薪制是一种近期激励，那么，股票期权制则是一种远期激励，二者虽对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有一定作用，但各自存在明显的不足。年薪制的年薪，与企业当年效益挂钩，强调了当前，忽视了长远，经营者往往产生短期行为。年薪的多少，由政府与经营者通过谈判确定，这种谈判，多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数额上难说科学合理。年薪制的对象，局限于有一定“官衔”的经营者，缺少对非“官”的关键人的激励，其作用有时会适得其反。年薪制不是建立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经营者与企业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为了个人利益，即使企业效益欠佳，经营者也可通过“运作”，获得不菲的年薪。就算企业经营一败涂地，经营者除了年薪外，不会遭受其他损失。股票期权制解决了短期行为，但经营者收入与企业近期效益没有直接联系，使经营者感到这种激励遥不可及，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而且市场风云变幻，行情未有定数，弄不好，对经营者最终的奖励，可能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动态股权制，集二者之长，将远近期激励衔接起来。其中的资本收入，按月以货币形式发放，是一种近期激励；贡献收入，主要表现为股权形式，是一种远期激励。并且这种激励，建立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激励的大小，完全由经营者的股权、企业的利润决定，减少了很多人为因素。

　　动态股权制不仅能起到激励作用，同时也能约束经营者的行为。以往国有企业，时常出现经营者滥用权力、失职渎职、侵犯企业利益的行为，政府不得不靠稽查特派员、财务总监去监督，监督成本大不说，单凭这些“外来人”，要盯死经营者也非易事。实行动态股权制的企业，一方面，经营者要拿出十几、几十甚至上百万的资金购买风险股，如果企业出现亏损，经营者不仅没有分文资本收入、贡献收入，而且要拿风险股填补窟窿，所有的家产，最后可能化为乌有，血本无归。这种“跳楼”机制，形成了自我约束，使经营者须臾不敢大意，只能竭尽全力。另一方面，由于关键人和所有员工，都把自己的家当押了进来，如果企业领导再胡作非为，大家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在企业内部，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力量。这些“内部人”，对企业的事、领导的事，知根知底，监督的效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政企不分是国企存在的老大难，叫了多年政企分开，政企却总是分不开。政府之所以干预企业，一是不放心，二是怕丢掉权利。不放心，是因为那么多国有资产放在企业，如若有个闪失，谁也承担不起责任。再说，企业真的办砸了，还得由政府收摊子。所以，政府亲自委派企业领导，并经常下去“指导”工作。而站在企业的角度，经营者乌纱帽掌握在政府手里，自然不会面向市场，而唯上级主管的马首是瞻。所以，很多事情，明知不是企业所为，是亏本的买卖，也不得不做。实施动态股权制，国有资产一旦发生亏损，经营者得用自己的“私地”赔上，政府不用再当“无限责任公司”，解除了顾虑。同时，改制后的企业，国有股不再一家独大，而是居于次要地位，政府想插手，也显得无能为力。在企业内部，董事、董事长的饭碗端在股东手里，经理的饭碗端在董事长手里，经营者要去迎合的不再是上级，而有股东，是市场，所以，越位的事，也就少了。

　　动态股权制焕发了企业活力，激活了国有资本，同时也开辟了发展农村经济的新途径

　　在襄樊调研期间，我们了解到：实施改制的企业，2000年实现的销售收入、利润、税金、员工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4％、22.4％、95％、17.5％，增幅大大高于未改制企业。可以说，襄樊的动态股权制改革，成绩斐然。

　　动态股权制，焕发了企业活力。湖北飞龙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国摩擦材料生产的骨干厂家，曾经风光一时，但由于体制僵化，分配不合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生产经营不断萎缩，企业濒临倒闭困境。活人不能被尿憋死。1999年底，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以及财务、销售、管理等关键岗位47人外出，办了7个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家，准备一待时机成熟，就杀个回马枪，将飞龙公司收购。在严峻形势面前，市委市政府手起刀落，于1999年底对公司进行动态股权制改革。机制一改，孔雀纷纷回巢。2000年5月，政府又对动态股权制进行完善，将总经理的岗位股确定为30万，公开向社会招聘。原任总经理已办了一个小厂，经营也很红火，但还是被动态股权制所吸引，报名应聘，并如愿以偿。厂也还是那个厂，人也还是那些人，但有了激励，就有了活力。2000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200万元、税金370万元、利润311万元，职工月均收入由300多元上升到500多元。今年1-3月，销售收入、税金、利润等项指标再创新高，同比分别增长27％、31％、44％，工人月薪也超过了600元，企业经营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动态股权制，激活了国有资本。三维合成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由于资金不到位，设计年产15000吨的规模，实际生产能力只有7500吨，公用工程富余，形成了大马拉小车的局面，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经营步履维艰。到了1998年10月，形势进一步恶化，银行停贷，电网停电，水厂停水，企业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眼看国有资产就要变成一堆破铜烂铁，企业和政府心急如焚，向银行求贷，请人家兼并或租赁，四处奔波。可看着这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接手。无奈之下，政府对其进行动态股权制改革。想不到机制一改，企业竟缓过气来，重新开门生产，并且还有声有色，令人刮目相看。随后，公司关键人又出资购买了市财政局在企业的420万元资产，国有资产不仅保住了，而且死钱挪活。据统计，改革3年来，财政收回和盘活的这种“死钱”，每年有1000万元左右，为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实现战略性调整，开辟了一条途径。

　　动态股权制，开辟了发展农村经济的新途径。在谷城县石花镇，有一家乡镇企业——湖北骆驼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集体股1196.5万股，个人股77.07万股，产权结构和国企一样，因而染上了国企病，成了“二国营”，活力逐渐下降。改制后，4个层次的关键岗位购买集体股1048.64万股，占原集体股份的87.6％，剩余集体股作为岗位股，匹配给关键岗位。出让集体股份的收入，作为集体资本公积金，放在企业周转，使企业资本实力大为增强。在改制中，还专门设立377万股的“人才激励股”，以吸引科技人才。通过改革，企业体制理顺了，资本实力雄厚了，研发力量也更强大了。就是这样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开发生产出的中小蓄电池，获得了ISO9002质量认证，产品畅销全国，生产规模一举跃入全国蓄电池行业第三名。

　　农民要增收，实现农业产业化是可行途径。可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得有龙头企业，这样才能将公司和农户连在一块，用一个企业带动无数家农户。襄樊市政府根据这一思路，运用扶贫资金和扶持资金，按照动态股权制的框架，组建了一批股份制农业公司。调研期间，我们到了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故乡南漳县。那里，不仅自然风光旖丽动人，名胜古迹遍布四野，美丽传说引人入胜，而且山野菜资源十分丰富。今年5月，政府根据资源优势，抓住绿色食品走俏时机，组织29名林业机关干部和社会自然人入股60万元，县政府用房产折价配套资金30万元，市扶持配套资金30万元，新建了水镜山野菜有限公司。仅4个月时间，该公司就生产出以香椿为拳头的10个山野菜系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50万元，利税18.3万元，网络农户800余家，带动基地0.69万亩，并且产品已打入香港市场。襄樊市集中使用扶贫资金和扶持资金，改变了过去零打碎敲，难成气候的局面，使农业生产有了“主心骨”，农产品实现了价值增值，农民尝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还为乡镇干部分流，提供了一条途径。(执笔人 朱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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