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疫"| 何德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力应更加"精准"

经济战"疫"访谈（十三）

编者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备受各方关注。为全面评估疫情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对恢复生产、稳定经济提出政策建议，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来自科研院所、高校和市场机构的多位经济学家。系列文章将陆续刊发，敬请垂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财政货币政策为助力疫情防控、稳定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和资金支持。现在看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还将持续暴露，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尤其是要“精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的作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未来经济下滑的风险。

何德旭认为，当前形势下，要提高政府专项债务限额，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货币政策方面，还应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用好专项再贷款额度，定向支持相关企业复工复产。根据受疫情影响程度大小，对地区、行业和企业进行分类，实施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还可以表现在适时适当降准降息。

财政货币政策为稳定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支持

证券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明显加大。您如何评价目前逆周期调节的效果？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何德旭：出于尽快、尽早控制疫情蔓延和扩散的需要，目前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措施，比如控制人员少流动甚至不流动，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这样一些做法，必然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三驾马车”全面受损。消费方面，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旅游和影视娱乐等受到极大影响，除此之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等，也同样受到波及。这些行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约30%，就业人数也占总就业人数的30%左右。进出口方面，特别是产业转移压力骤增。此外，疫情作为“黑天鹅”事件，或多或少地影响投资，包括外资进入中国的信心。

从微观层面来看，非金融企业部门方面，中小微企业暴露出明显的脆弱性。中小微企业由于无法及时复工复产，现金流缺失，同时还要支付租金、工资、税收、贷款本息等，虽然相关部门和各个地方已经出台了一些延缓的举措，但最终还是需要由企业担负。由于企业经营面临困难，部分中小微企业停产歇业，并同时实施降薪甚至减员，这也必然加剧失业风险。商业银行系统同样面临严峻考验。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商业银行系统压力必然增加，财政收入势必会受到影响，同时又要增加财政支出，二者效果叠加，使得政府部门特别是杠杆率本来就较高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充满挑战。

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包括财政资金定向支持、减税降费、财政贴息等在内的财政政策，包括流动性投放、定向贷款、融资便利等在内的货币政策，为助力疫情防控、稳定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和资金支持。现在看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还将持续暴露，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尤其是要“精准发力”。

建议提高专项债限额，聚焦公共卫生重点领域

证券时报记者：能否请您具体谈下提升财政政策“精准度”的建议？

何德旭：要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关键是要“精准”运用各项财政政策工具，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

疫情的影响和冲击波及方方面面，减税降费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现阶段，有两个涉及“精准”减税降费的问题需要厘清。其一是，减税降费的阶段性与长期性。长期性的减税降费措施需要更长的执行周期，疫情背景下，阶段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可能更有助于各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比如可以直接减免6个月失业保险，按2018年失业保险收入1171亿元计算，可为企业节省支出580多亿元。

其二是，减税降费的针对性与普遍性。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出台了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主要针对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市场主体。目前，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主体，受到疫情的冲击较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应向这些主体倾斜，给予其直接的、更大幅度的税费减免。

必须把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包括增值税减税等政策进一步落实到位、执行到位，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

证券时报记者：除了减税降费，发行专项债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您对专项债发行和投向方面有何建议？

何德旭：应对疫情，用好政府专项债券是重要一环。当前形势下，一方面，要提高政府专项债务限额。2019年提前下达专项债务限额1万亿元，今年2月又下达专项债务限额2900亿元。可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由地方政府更大规模地发行专项债券，增加地方政府可利用资金。

另一方面，要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投向，除了需要符合《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中的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项目、生态环保项目、民生服务、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五大类领域以外，还要聚焦公共卫生重点领域，比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服务等。

证券时报记者：从控制财政风险的角度，大家都非常关注财政赤字率能否突破3%。在当前形势下，您如何看？

何德旭：近十年来的预期财政赤字率基本上都控制在3%以下，属于较为典型的平衡财政。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又叠加疫情这一特殊事件的影响，2020年财政政策更应采取功能财政的思路，也就是要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调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规模与结构，这也就意味着要将赤字率进一步提高至3%甚至更高的水平。

我们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率都保持在较高水平。提高财政赤字率，意味着增加政府负债。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底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9.2%，与欧盟对其成员国60%的警戒线相比，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不算太高。这一指标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适当提高赤字率也还是有空间的。

关键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优惠金融服务要差异化

证券时报记者：能否请您再谈下对“精准”发挥稳健货币政策作用的建议？

何德旭：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增加市场流动性，关键是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确保资金“精准”流向真正需要的主体。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14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抗击疫情提供的信贷支持金额已经超过5300亿元，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还应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用好专项再贷款额度，定向支持相关企业复工复产。

同时，还需要根据受疫情影响程度大小，对地区、行业和企业进行分类，实施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

地区层面，给予疫情重灾区的湖北省特别优惠与便利，支持相关企业发行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给予制造业重点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省份更多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尽快顺利复工复产。

行业层面，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旅游和影视娱乐等服务业，应获得更多金融服务与支持。企业层面，小微企业回旋余地较小，民营企业发展受困，这两类企业应重点关注，力争降低其贷款综合融资成本。

证券时报记者：当前除公开市场操作外,市场对于降准降息的讨论也在增多。在目前的状况下,您认为在短期内进行全面降准+全面降息操作是否有必要，是否有空间?

何德旭：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还可以表现在适时适当降准和降息上。降准方面，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目前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0.5%，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下调余地。截至2019年9月，我国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1.8%，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0.8%（2011年6月）相比，也有一定的下调空间。

降息方面，以市场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达到实际利率下行目标。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球共有35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降息71次，降息成为全球应对经济下行的重要工具。2019年中央银行推出的LPR，是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应以市场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为依托，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在信贷中的比重，引导LPR进入下降通道，有效降低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