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观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四大银行忽视商业风险

　　尽管中国已将数百亿美元政府纾困资金注入大型国有银行，并将银行的大量股权出售给外国投资者，但这些银行目前仍没有进行商业化运作。

　　这些大型国有银行的实际运作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许多银行仍将大量资金贷给国有企业，贷款几乎或完全没有根据商业风险进行定价。

　　即使是这些银行成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的业务操作，将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尽管政府进行了投资，监管机制也更加严格，但信贷定价仍“没有区别对待”，且贷款基本上仍由以储蓄存款形式提供的资金推动。

　　这些大型国有银行不仅没有考虑贷款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且银行“在利润率更高省份”的贷款份额“实际上在下降”。近年来，在强盈利能力企业更多的省份，大型国有银行一直在持续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其它金融机构。

　　建行和中行上市筹备工作中取得了进步，但正规公司治理结构的各项改革措施对“银行运营方式的影响(可能)很小”。建议引入“一套标准的银行经理人业绩激励手段”，使他们让这些机构的业绩得到可持续的改善。

　　哥伦比亚特区卡托研究中心

　　学术事务副总裁多恩：

　　汇率问题？资本问题！

　　国会山对中国的汇率体制又一次不耐烦起来，威胁要采取加征保护主义关税等措施。三位美国参议员本周甚至亲临北京发泄心中的不满。但可惜，他们都没抓住要害。揪住人民币币值这个细节问题不放，其实是扰乱了人们对一个更加紧迫更加重要问题的关注：中国长期管制的资本市场。

　　中国是全球十大贸易国之一，但也是其中唯一大规模管制资本市场的国家。诚然，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已经放开。但中国人仍不能投资海外市场，国内利率受到严格管制，国内股市基本上只有国有企业才能登台亮相。

　　这些管制扭曲了投资决策，也导致资本错配，而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普通民众也因此受损。辛苦赚到的血汗钱不能投向海外市场寻求更高的回报，他们只好在监管不力的国内市场试试运气。这也揭示了中国储蓄率如此之高，以及引起激烈讨论的美中贸易逆差仍然不见好转的原因。

　　结束严格的资本管制，允许广泛的私人投资，这不但是资本市场

竞争力和有效定价的必要条件，也会带来大量益处。这会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型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届时真正的所有者要为自己的每一项决策负责。这还会吸引外商投资、帮助人民币实现币值重估、使美中贸易关系重新达到平衡。

　　正因为如此，国会更应该将关注焦点从中国的汇率体制身上挪开。自从去年6月中国将

人民币汇率上调2.1%，并采用一篮子货币定价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一直没有超过1%。为此，参议员舒默、格雷厄姆和柯本日前向接待他们来访的中国官员宣称，美中贸易关系正“日益恶化”。舒默和格雷厄姆曾提出议案，除非中国政府迅速行动，进一步大幅重估人民币汇率，就要向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高额关税。

　　与其挥舞大棒声称要采取破坏性的保护主义措施，几位参议员还不如听取建议，帮助中国放开资本市场。这就是说，要向中国指出它有落后于印度的风险，也意味着支持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这样的改革派。最近，印度总理辛格坚定地将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重新提到政府工作日程之上，周小川最近也承诺中国将朝着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向迈进。

　　但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多快才会采取行动。大多数批评人士认为，银行体系改革完成之前，万万不能放松资本管制。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允许资金自由流出，它们就再也不会流回来了，国内

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就会恶化。在我看来，这种情况非但不可能发生，这种观点也大大忽视了竞争在促进资本最有效配置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的高层决策者已经认识到改善中国金融体系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我们必须耐心。中国需要时间，逐步放开汇率体制、放开资本市场、允许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放开利率，以及利用国内货币政策实现长期的价格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