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再发质疑

　　“很多职业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会践踏国有资产的经理人，将来一定也会践踏民营资产。”一向有“郎大炮”之称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当代经理人》杂志发起的“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上语出犀利。尽管外界批评郎咸平喜欢“哗众取宠”，但他仍然不改尖锐的风格。他说，迷信“市场化”太过肤浅，比如医改，“当你进入医院的时候很多医生不是问你有什么病，而是问有没有保证金，缺少对人的关心。”对于郎咸平的观点，企业家们并没有“照单全收”。

　　A质疑国企老总

　　表现：干不好是体制问题，做好了利益归自己

　　在本次“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上，郎咸平瞄准国企负责人再次“开炮”，认为他们普遍缺乏社会责任，强调不能让国企“改革成本全民负担，而利益少数人独享”。参会的企业家在发表演讲时对此进行了辩驳。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主题演讲时说，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继续进步的原动力，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他炮轰国企的职业经理人说，地方政府认为国企效率不好，社会包袱都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自己获得国有资产，这就造成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

　　当前一些国企负责人认为，国企如果做不好是由于体制问题，做不好是应该的，如果做好了就将收益归于自己。针对这种现象，郎咸平再次谈起“信托责任”：在美国你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是你的错。美国注重企业家对人、对中小股民负有的信托责任。最后，郎咸平套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话来问国企老总：“不要总想国家给你做了什么，要想你给国家做了什么。我想用这句问我们的国企老总。”

　　对此，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反驳说：“今天我们很多人过去从来没有参与过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是从何而来的，而在一味地批判指责。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陈东升说，过去２５年以经济为核心没错，这样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一个保障。但今后继续以经济为核心，已经走不通了，这些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包括城乡矛盾、人与社会（包括医改、教改等民生问题）、对外开放等问题。不过，社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的核心就是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所以今天没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

　　北京阳光１００置业集团常务副总经理范小冲则表示，谈到企业的利润和责任，企业既是一个经济实体，有经济属性，当然就要有成本利润，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组织，它的产品也跟社会在交流，所以它有它的社会属性。比如建房，你跟客户是否以诚相待，你的广告有没有虚假，这些都体现出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则表示，中国企业家应该承担更多的特殊使命。

　　B质疑医疗市场化

　　结果：导致医生看钱不看病

　　“如果简单地认为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问题，那我告诉各位，这个思维太过肤浅。正是由于市场化，我国的医改正面临严峻考验。”郎咸平在“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揭晓盛典”上直言。郎咸平认为，迷信市场化将会毁了医疗改革，也会毁了教育——穷人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会被剥夺。

　　生活中，很多人去医院看病都有这样的经历，医生会问你“带了多少钱”，然后根据钱多少选择药物。或者问你报销不报销，报销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张“大单子”。公众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郎咸平说：“当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不是问你有什么病，而是有没有保证金，可能各位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不能理解。”据了解，看门诊在国外是免费的，因为国外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健全，政府能够负担这笔钱。“在没有交保证金的情况下，病人也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人性关怀。”郎咸平说。

　　其实，关于“医院应不应该市场化”这个话题，医疗界和经济学界内一直争论激烈。在20年前，卫生部高层提出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医改却被公认“陷入怪圈”——市场化没有带来医疗事业发展，却导致了病人看病难和医院暴利。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认为：总体讲医改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医疗市场化的道路不通也被各国实践充分证明，而中国医改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C质疑教育市场化

　　结果：剥夺穷人上学机会

　　“目前，我们的大学教改的结果就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郎咸平举例说，今天各行各业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来自农村。如果教育简单地套用市场化的路子，其结果无疑失败。“我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一个人在火车上站着到北京来念书的，家里分文不给，因为家里没有钱。而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考到一流的学府，这是他们脱贫致富的惟一机会，如果教改市场化，那么他们最后这么一点机会都会被毫无理由地剥夺。”

　　据了解，高校收费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96年左右并轨的时候，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年均约为500元，但2005年时，收费飙升到了5000元左右，平均10年上涨了10倍。这样的结果导致每年有一批考上大学的孩子上不起学，幸运者得到资助，但很多人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据了解，教育收费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即所谓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是属于非义务教育，学生应该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但业内认为，关键在于收费标准怎么定。同时，高校收费猛涨没经过公开论证或听证，而这种涨价的冲动很难用行政方式控制，专家担心这会导致社会问题。

　　综合北京晚报、北京现代商报、北京娱乐信报

　　郎氏观点

　　改革的利益要让全民享受

　　“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这点毋庸讨论，可改革的原则是什么？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是改革至高无上的原则。”郎咸平表示。

　　“我们的改革思维，需要重新定位。”郎咸平直言，包括医院、高校在内的我国的产权改革或简称国企改革，最后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而改革的利益归少数人，这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郎咸平举例说，地方政府认为企业效益不好，社会包袱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那么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会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而改革利益就是他得到了这个国有资产，甚至把工厂铲平，就地起高楼，卖楼的钱归于谁呢？归于少数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他进一步分析说，就经济总量或GDP总量来讲，我国近几年表现突出。但单纯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现象的背后应更加值得关注，因为社会和谐在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