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时评) 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重要战略调整

　　张燕生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华中科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得主。曾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计委及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

　　特约撰稿张燕生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一五”时期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发展目标，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战略调整信号。

　　根据海关总署预计，今年我国全年累计贸易顺差将达到900－1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如此之高的贸易顺差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增大了经济贸易摩擦的发生频率；我国实际资源输出大于输入、金融资产净流出和外汇储备资产大幅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能源和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承载压力。因此，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排进了“十一五”的发展目标。

　　经济激励机制导向出现偏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项目差额经历了从巨额逆差到巨额顺差的转变。在1978年至1989年的12年间有10年是贸易逆差，只有1982年和1983年两年没有逆差，还是对80年代初的“洋跃进”进行紧缩性宏观调控的结果。而在1990年至2004年的15年间有14年为贸易顺差，只有1993年为逆差，也是当时出现经济过热的结果。

　　从国际收支总差额的调整项目——外汇储备资产变化的情况看，1994年

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以来，在1994年至1997年的4年间，我国的外储增加了1187亿美元，年均增加300亿美元，而此前的外储余额只有212亿美元，可见年均增幅之大。在2001年至2004年的4年间，外储净增加了4443.4亿美元，年均增加1100亿美元，2004年净增2067亿美元。外汇储备增长速度过快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通胀和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加大，货币政策为抵消其负效应而采取“冲销”的压力也明显加大。

　　究其原因，我认为是经济激励机制的导向出现了某种偏差，过去正确的政策现在不适用了，需要调整。

　　第一，外汇短缺时期制定的一些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和鼓励创汇的政策还在继续延用。如出口的数量指标，按出口的增长率、业绩、规模等指标的排序还是存在的，这个政策导向就是出口越多越好。

　　第二，一些地方在发展外资经济方面也存在某种偏差，如采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带动了出口加工型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一些低端产品或工序保税进口加工组装后复出口，带给当地的增值率并不高，但带来的出口增长业绩显著。

　　第三，外贸进出口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式，存在出口数量越多、价格越低、出口购买力恶化的情况，导致了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问题。

　　建立开放型经济宏观调控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十一五”时期国际收支结构改革和调整势在必行。在宏观层面，应统筹协调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建立开放型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首先，应继续将内部均衡目标放在宏观调控的优先位置，同时避免外部非均衡的过度累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内需对国内发展的影响大于外需，尤其在就业压力和发展不平衡的诸多矛盾长期存在、国内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和企业改革尚未完成、经济结构还处在快速调整和升级阶段，都要求一个增长率较高、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其次，“十一五”时期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可以有三种状况:贸易(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保持“双平衡”、贸易(经常)项目保持一定规模逆差而资本项目保持顺差或反之。预计服务贸易差额和投资收益账户将继续保持逆差，因此，经常项目的未来变化主要取决于货物贸易。资本项目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和短期资本流动两个部分，前者将在中长期继续保持较大的顺差，短期资本流动受境内外利差和人民币汇率预期影响，未来不确定性影响将越来越大。

　　第三，发挥贸易政策对外部均衡的调节作用。要重新调整贸易政策和贸易发展战略。现阶段继续实施一些奖励性贸易政策已没有必要，要适时调整贸易政策指导方针，由过分追求国际收支盈余的贸易指导方针转向平衡贸易指导方针。

　　第四，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当内部经济处于紧缩状态、失业增加，而外部经济处于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需要执行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一方面可以解决内部经济均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贸易顺差，有助于外部均衡的实现。但如果国内经济转向紧缩状态、失业增加，而对外经济处于国际收支逆差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将增加贸易逆差，出现内外均衡冲突的情况。

　　平衡处于哪种状况更好？

　　“十一五”时期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处于哪种状况更好呢？

　　如果出现“双平衡”，即意味着货物贸易净出口和资本净流入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缩，这可能是由于外部需求环境出现明显恶化、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幅度升值或者资本净流入出现结构性逆转。

　　如果出现贸易项目保持一定规模逆差，资本项目保持相应顺差的结构，意味着实际资源的净流入与金融资产净流出相结合，对于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战略性调整阶段是相对有利的，但也要看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是进口管理政策做出某种主动调整或出现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

　　对于进口管理政策调整，也就是在“十一五”乃至“十二五”时期，我国主动增加

能源、资源、技术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急需的关键设备的进口和对外投资，包括充实能源、重要资源的长期战略储备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以缓解未来能源和重要资源的供给紧张，由此将降低外汇储备资产规模，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对于可能出现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则可能是由于我国涉外经济贸易摩擦加剧或相对成本上升导致一些产品和产业的加工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对外投资转移到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以及南亚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改革实际上是与人民币汇率、利率、货币、价格等名义总量的形成机制和市场基础改革，与我国对外贸易、实际利用FDI和对外投资等政策和战略调整联系在一起。

　　可见，实现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战略目标，不仅是“十一五”重要发展目标之一，而且可能延续到“十二五”时期，这是国际收支结构的一项重要战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