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循环经济“纸上谈兵”

　　记者丛峰李舒王丽

　　记者在四川、云南、贵州采访发现，除个别企业和城市外，绝大多数地方目前都没有制定出宏观性、全方位、深层次的循环经济战略，更谈不上具体的实施措施。

　　四川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李后强说，现在多数人对循环经济还是一片茫然，发展循环经 济多停留于口头号召，或者简单地传达文件，没人真正地作出系统研究和实施。一些地方把原来的一些企业治污设施、新上项目环保评价，转身说是“循环经济”，戴上个“帽子”就行了。他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有关的研讨会、规划会。一些宣传活动也是‘一阵风’，刮过了就完了，没有多少人在意。”

　　贵阳市是我国首个循环经济生态城市，2004年9月，出台了我国第一部关于建设循环经济城市的地方性法规——《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但是，这一法规的内容目前也只是倡导性的，政策措施不配套，在实际实施时可操作性不强。四川省、云南省的试点城市泸州市和开远市，循环经济也只处于外出学习、理论探讨、规划设计阶段。除个别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外，并没有较大、成熟的循环经济片区。

　　四川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周继尧说，试点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没东西可看了。他说，一些企业虽然已按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生产，但只是刚刚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还是“纸上谈兵”。一方面，资源越来越少，环境污染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发展循环经济缺乏紧迫感，只是盲目地喊喊口号。由于发展循环经济仍处于“口头宣传”阶段，导致国家相关政策难以“落地”生效。

　　目前，云贵川等西南省份的经济发展资源依赖现象仍比较突出，特别是县域经济依赖性更强，一些地方干脆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转型相当困难。一些基层干部反映，甚至还有人认为，现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没到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阶段，资源开发仍需“有水快流”，迅速变现。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处长耿弘说，对一些地方来讲，“脱贫致富”首先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去挖矿，挖出来的就是钱。近年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凤凰山铅锌矿区曾连续发生群众性集体哄抢矿石事件。兰坪县境内有我国最大、世界第二的铅锌矿床，储量达1429万金属吨。露天矿山上到处都是偷挖者留下的不规则小洞，偷挖的农民背一筐矿石下山，就能卖100多元，“是比种地强得多的工作。”当地不少山民白天睡觉、夜晚偷矿，靠偷矿致富，盖起了漂亮的白墙瓦房。

　　一些地方政府也千方百计地抢挖开采矿产资源，招引开发企业，增加地方税收。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开发的利用率和回采率极低。以四川省为例，目前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只有30％，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小于20％，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只有9％。

　　周继尧主任说:“现在地方领导工作头绪很多，如果不提高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节约型社会的份量，就没人肯花心思、下力气。很多地方干部为了眼前利益，放弃长远利益，盲目开发，大量浪费资源，为了自己的官帽，不惜抢着吃子孙饭，吃一碗，丢一碗！”

　　他建议，应制定和实施适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干部考核制度，如在目标考核中增加能源利用率、安全饮用水普及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标等，从而体现每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水资源数量和钢材、铝材、木材等原材料数量，以及所释放的环境污染物和废弃物数量等，以制度的刚性改变地方政府和干部的“有水快流”式资源开发观。

　　今年初，四川省开展了一次节能大检查活动，企业节能观念淡漠、监察部门监管手段乏力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四川省节能监察中心信息部部长杨勇告诉记者，这次节能大检查，提前给了企业10天的准备时间，但是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许多企业转制时，把原来的节能部门撤销了，工作也停止了，拿出来的材料还是几年前的。一些民营企业应付现象更严重，如定员、定岗培训等措施，都是临时凑和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检查中，一些能耗超标的企业现场承诺尽快整改，但检查过后，就再没行动了。“我们把要求降到最低，能达标的也就一两家企业。”杨勇说。

　　杨勇进一步表示，以前对企业节能，有严格的行政监管制度。近年来，行政管理逐渐淡化，可市场调节又没能真正发挥作用，企业节能工作一直处于滑坡状态。因为西部地区能源成本相对较低，企业难以自觉地花钱去搞节能设施。而监察中心没有任何行政处罚权，无法有效制约企业，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强制性的监督制度。

　　据了解，在四川省400多家重点耗能企业(年耗量1万吨以上的)中，能坚持上报能源统计的只有10多家，其他企业不是不知道如何上报，就是根本不上报。没有能源消耗数据，监察部门也无法做出比较，难以监控一些重点企业重点产品的单位能耗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