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天任 | 大国兴衰的关键社会因素

来源：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文中配图摄于北京怀柔雁栖湖，这也是G20北京峰会的会址。

一、导言

历史证明，推动社会改革，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仅是避免经济危机的最佳选择，也是一个国家寻求稳定、繁荣、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

本报告比较分析了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主要大国之兴衰变迁，并试图总结分析导致大国兴衰的关键社会因素，以及探索对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借鉴意义。

本报告共分三个部分：首先，背景介绍，主要从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演进、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模式、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反思等几个方面概括大国兴衰的历史与理论背景。其次，关键性社会因素分析，主要从导致大国衰落和兴盛的两方面原因来探讨。

其中，引起大国衰落的主要社会因素包括社会两极分化导致政治失序并走向极端主义、社会阶层固化加剧社会冲突、权贵资本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斗争和结合、人口结构失衡等；引起大国兴盛的主要社会因素包括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缓和社会矛盾、现代社会的能动作用、稳定的观念体系与社会信仰、培育中产社会等。

我们认为，国家治理应该提纲挈领，并因时、因势而变革。借鉴古往今来大国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忽视现时社会自身所发生的变化，更不能忽视与内部社会因素相关联的外部政治因素的干扰或影响。然而，对于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变迁的中国社会而言，社会内部所蕴藏的风险更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一言以蔽之，在国家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看到大国其兴，无一不是做到内外兼顾，以内为重；大国其亡，无一不是内外割裂、固步自封。

二、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社会转型

1、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演进

近代以来的所有社会理论家，无一不是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社会政治后果，同样，近代以来的所有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们，也无一不在思考如何应对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分化与政治失序。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透视这一主要的经济社会变化，就会发现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长期的调整之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着社会转型的考验。按照经济史学者卡尔•波兰尼的观点，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在缺乏一种全球治理或者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不仅极大地破坏了本国的社会秩序，而且一度也引起了世界政治秩序崩塌。在此意义上，战争不过是社会保护的一种形式。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逻辑链条：由于不断出现的、规模不断扩大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更具破坏性的、更难以控制的社会危机，从而引发了本已高度分化的政治结构的内部斗争，进而导致政治危机的扳机被扣动，最终引起了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长期的大调整。

19世纪末叶，在社会分化逐渐拉大的背景下，德国率先开始在社会领域进行改革，推行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但随后被“一战”、“二战”打断、破坏。直到二战之后，德国才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德国前后共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调整。与之相似，美国也经历了长期的调整。美国在1939年开始制定《国内税收法》，但到1978年前后，才逐步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实现了税收的社会调节功能。美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是实现社会调节的最为主要的工具，尽管这一过程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东亚国家也经历了长期的社会政策调整。例如，日本同样也走过了漫长的调整之路。二战前的日本长期无法改变垄断资本以及社会两极分化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十分缓慢。直到二战之后，日本才开始建立全面的收入、医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后来由于开支巨大，在80年代开始进行再次调整和改革。改革所带来的成效是明显的，也是基础性的，我们看到，迄今为止日本基层社会是稳固而充满活力的。韩国、台湾、新加坡在总体上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社会政策调整期。值得注意的是，苏联长期无法调整失衡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导致普通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最终这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基础性社会因素。

2、世界历史中出现的六种社会模式

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破坏了社会秩序，那么现代社会则开启了社会保护的程序。迄今为止，为了应对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危机，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一共出现了六种主要的社会模式：英国社会模式、美国社会模式、法西斯主义模式、东亚模式、北欧社会民主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这六种模式仍处于不断地演进之中，均存在严重问题，但其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它们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避免其错误，借鉴其经验。

首先，英国社会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市场经济和政府宏观调控。

尽管在这一模式发展的中、后期，新自由主义者对其进行了系统批判，并宣告这一模式的破产，但是从更加宏观的历史视角来审视，英国经济社会模式有其独特价值和典型意义。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大国家先后启动了资本主义发展引擎。但是，与法国、德国相比，英国社会模式相对而言则更加平稳，没有大的动荡和倒退。自从光荣革命以来，英国就是采用一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方式来调整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由于英国采取了这样一种渐进的、并非自我革命式的、非极端主义的改良模式，反而最终取得了发展优势。英国社会模式是迄今为止延续时间最长，最为稳定的大国社会模式。

在社会改革和建设方面，英国最早开始了社会保护方面的立法和管理。早在1601年，由于圈地运动而导致大量贫民流离失所，英国颁布《济贫法》救助和收容贫民。到1834年，英议会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1946年英议会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和《国民救助法》，社会保险开始代替济贫法，社会保险和救助制度在英国开始建立。这一过程在英国经历了300多年的不断修正和调整。二战后，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Report）开始，英国率先建设福利国家体系，随后这一体系开始被欧洲各国政府尝试。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试图把这些尝试概括为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条道路。然而，第三条道路注定不够平坦。过多的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也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有学者认为，80年代，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也是对国家强化作用的反思年代，更是市场化改革的年代。在西方学者眼里，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中国的邓小平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成为了这场改革的代表性人物。总之，应该注意到英国社会模式的自身调整，以及其建设福利社会体系的经验和教训。

其次，美国社会模式。美国模式常被冠之以自由民主典范的标签。尽管其自身问题重重，但美国模式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总体上保持了三百多年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模式。

首先，美国是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美国社会模式建立在基层社会的高度民主自治基础之上，这为美国社会模式建立了深厚的难以撼动的制度根基。其次，美国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形成了包容多元的文化生态，能够不断地吸纳外来移民的劳动和智慧，并将之融会为一种国家精神。这种国家精神最为凝练的概括就是“美国梦”。移民社会给美国的社会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近年来美国社会出现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正在侵蚀美国梦的基础。再加上移民社会所固有的种族问题，美国社会内部的危机也正在逐渐暴露出来。当然，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模式具有高度的自我调节能力。从早期的建立国家和制定宪法，到后来解决南北分裂，再到后来的社会进步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前后共经历了大约两三百年的不断修正和调整。从经济社会角度看，美国长期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直到二战前后的罗斯福新政，美国社会才开始注重调整社会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建立相对以往更为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由于受到金钱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影响，美国国家治理能力弱于其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反制力量，从而导致近年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始。

第三，法西斯主义社会模式。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危机召唤出了极端主义色彩浓厚的法西斯主义社会模式及其变种日本军国主义社会模式。这些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权贵资本结合起来，诉诸于强有力的国家统治能力，一方面通过发动战争来获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通过严格控制社会来实现社会整合。然而，这无异于引鸩止渴，尽管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但是其对社会的创伤是深远且难以抚平的。随着二战的结束，这些国家开始纷纷抛弃极端主义的社会模式。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开始发展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同时，日本则和东亚诸国探索建设东亚社会新模式。

第四，东亚社会模式。二战后，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分别开始了新社会模式的尝试。在东亚，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形成了有目共睹的东亚威权主义社会模式。这一模式尽管具有差异化的特征，但是与英美国家的社会政治模式相比，仍然是当今世界上较为成功的社会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威权主义社会模式开始发生民主转型。迄今为止，较为成功的民主化案例大多数出现在依靠威权拉动经济增长的东亚地区，而民主化给其他地区或国家带来的则往往是灾难和痛苦。

第五，北欧的社会民主模式。北欧国家选择了一条符合自身社会民情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坚持福利国家体系，尝试建设不同于美、苏的第三条道路。这一模式建立在高福利、高税收的基础之上。如果更进一步讲，这一模式之所以能够长期运行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其长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教伦理最为重要的意义是把人的存在意义建立在社会贡献之上。这一社会模式使得北欧国家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各国中社会贫富分化最小的地区。然而，这些国家往往人口和地域规模小，相对容易调整社会政策，具有自身的民情条件，因此在借鉴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时候，需要慎重考虑其社会背景条件。

在欧洲，从煤钢联盟到欧盟宪法，欧洲国家在吸取二次大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尝试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这就是欧洲上层精英坚持欧洲统一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不论西欧、北欧、还是东、南欧诸国，都在试图建设一个具有更多社会色彩的福利国家体系，这些体系或模式可以总体上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但是由于过高的社会福利，以及政府迎合民粹主义的倾向十分严重，南欧的福利社会体制遇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这给欧洲统一进程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第六，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社会主义社会模式，这一模式随着国家情况差异，以及社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出了三种主要模式。第一，是在苏联形成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治经济资源由国家垄断并分配，但是由于上层腐败，体制僵化而逐渐失去了下层民众的支持，最终走向失败。第二，欧洲国家在战后开始逐渐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可以说在本质上来源于社会主义的理念和探索。这一模式保留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政治建构，但更加突出了社会分配，更加注重个体权利保障，更加强调社会制度本身的公平正义。然而，由于相对忽视了国家能力建设，过高的社会福利导致部分欧洲国家不堪重负，经济增长迟缓。第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新路，目前仍然处于探索和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模式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地冲击和改变，那么资本主义模式也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和改变。总之，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应该注意总结以往世界历史中主要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一种适合自身国情和民情条件的社会发展模式。

3、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反思

进入21世纪，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再一次引发了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反思。总结当前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模式的反思，主要有三大思潮：全球时代的欧洲社会模式反思、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反思、全球不平等与全球治理反思。这些反思的主要焦点在于，如何平衡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这意味着，世界上并存着多种社会经济模式，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人类并没有找到一种完美的社会经济模式，而只不过是在已有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不断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一种全球化的网络社会正在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主要表现在社会运动的传播方式和联动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所预言的阶层冲突很有可能出现了表现形式的变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完全迥异于以往社会运动的占领运动迅速在全球经济与互联网广泛发展的网络社会中传遍全世界，全世界800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或占领运动，运动没有明确地指向性和斗争目标，只是表达对全球性不平等的不满。同样，爆发在阿拉伯世界的抗议运动，在社交媒体、自媒体和互联网的催化作用之下，迅速转变为街头政治与社会冲突，最后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版图。其中的核心议题，仍然是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的老问题，但是装上了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新酒”。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不断寻找新的领地，一方面输出资本，一方面寻找资本的增值空间，作为资本全球化的附带后果，必然是社会不平等的全球化，于是建立一种具有全球治理秩序的政治经济框架就是应有的题中之义。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经历过二十世纪战乱、革命、改革的中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在传承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基础上为世界文明贡献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以平衡市场与社会之间看似永恒的钟摆式运动。

三、大国兴盛的社会原因

一个国家的兴盛发展，既有必然因素，又有偶然因素，但主要是必然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许多必然因素中，最为核心和最为关键的，笔者最为同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杨共乐教授所言的“人才辈出”和“人才培养机制”。用社会学术语表达，大致可以转换成社会流动性高，且社会不平等程度在合理区间。

此外，本报告根据近代诸大国兴盛历史经验，还提出了四个——虽然不只四个——关键性的社会因素，其如次：

1、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缓和社会矛盾

尽管对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批评仍然充斥于耳，但是主要大国都先后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制度。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这方面的主要例子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建设和美国罗斯福新政。但是，应该清醒地注意到，过分的社会福利将伤害经济，最终伤害社会。

最早开始系统建设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是德国。19世纪末叶，德国学者提出，应该建立国家保障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平衡德国出现的社会不平等趋势。但是，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这一进程被欧洲的战争打断。但是，从19世纪末叶开始，欧洲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先后开始制定劳动法来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建立福利救济制度来保证社会下层群体的基本生存。适当的社会福利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长远来看，福利国家建设刺激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前后，一方面通过所谓罗斯福新政加强联邦的管制能力，一方面通过制定和修改税收法案、遗产法、劳动法等等社会政策和法律，限制社会上层群体对资源的垄断，保证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法案刺激了美国巨富阶层建立基金会，通过慈善组织和行为回馈社会，这一方面改善了这个阶层的社会声望，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和更新。在认同美国宪法的基本框架下，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蓬勃开展，这有力地遏制了美国市场无序竞争对社会信任、社会团结的破坏。在二战之后，美国完善了金融监管制度，完善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完善了税收和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从而夯实了美国经济崛起的社会基础。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是通过平衡社会不同族裔、阶层、年龄群体的冲突，美国社会平稳地转型成为一个中产阶层占主导的橄榄形社会，从而在社会基础层面避免了极端主义思潮的产生。

2、充分发挥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功能

现代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对经济增长具有能动作用。简言之，市场是嵌入社会的。现代社会不仅具有自组织能力，而且本身具有能动的作用，对经济和政治均产生影响。没有社会，政府、市场都难以有效运作。

首先，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能离开一个良好的基于信任而形成的社会体系。市场机制，从表面上看是理性交易，实际上依托于社会信任体系。当社会信任体系丧失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市场痼疾和问题。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社会信任和道德缺失导致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上出现严重问题。

其次，发达的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工会、慈善机构等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用。这些社会组织担负起了大量社会自我运行的功能，帮助社会完成自我再生产。在美国的基层社区治理中，大量的社会组织实际上担负着社会自我组织的使命。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美国工会的强大力量，有时候也会带来相当负面的效果。对于中国而言，借鉴美国的社会组织经验需要考虑不同的社会价值基础和社会制度差异。

最后，现代工业的崛起与完整的教育体系、职业协会体系密不可分。早在德国帝制时期，德国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就提出，要建设一个分工明确、体系完善的教育和职业体系。受到外来竞争压力，德国精英们将教育与行政分开，运用国家力量推行义务教育体系、现代研究型大学体制、职业教育体系、行业协会体系，从而彻底地打造了德国现代经济崛起的人才供给基础。严格的行业准入和技术标准由行业协会制定，并对生产厂家进行严格约束。这在很大程度上比单纯地政府管控更有效。经过大约30年左右的努力，在20世纪初改变了德国制造的低水平形象，重建了德国制造的世界声誉。优良的现代教育体系，不仅会造就人才资源基础，而且也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创造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成就动机，从而为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基础。

3、稳定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信仰体系是大国兴盛的基础

稳定的社会观念和信仰体系是支撑大国兴盛的基石，而且这一基石不仅要立足于本国传统，更要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国传统，从而完成文明基因的传承与更新。

迄今没有人怀疑，观念对于社会政治变革的巨大力量，这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讨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争论中，人们的共识是基督教在欧洲社会民主模式中的基础性作用。基督教对于西方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塑造是具有基础意义的。它是契约精神的主要来源，也是法治社会的主要价值基础。尽管无数西方学者批判基督教义，甚至宣称上帝已死，但是西方文明并没有抛弃这千年的价值传统的精髓，而是根据社会现实对其进行了改革和修正。

如果回顾美国早期发展的历史，美国早期政治精英持续不断地改造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价值观，并形成了新教伦理价值体系，毫无疑问，这一做法是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教伦理支撑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和发展长达数百年之久。

社会观念需要稳定持续的演进而不能分割、分裂。尽管人类并未找到一种有效的观念体系或系统主张，以之普遍适应于不同国家，但是以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寻找共识，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地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社会的进步，需要这样的共识基础，需要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妥协合作精神，需要一个能够维系社会团结的观念基础。

4、培育中产社会

社会学传统观点认为，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观念、有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这种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中产阶层在整个社会人口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培育一个中产社会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壮大的关键性社会因素。

近代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海洋帝国，引领世界发展长达三百年之久，其社会结构方面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社会是一个由大量中小业主、中小商家组成的中产社会。这一社会结构模式导致了英国社会的保守主义特征，与法国社会的革命与运动相比，英国社会在持续不断地演进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更新制度，最终造就了英国的主导地位。中产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社会稳定，社会价值观念不容易轻易地走向极端，这也是英国能够避免法国、德国历史命运的主要社会结构原因。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美国大量中小企业主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上的。美国是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的典型代表。社会的形成源自于一个又一个具有探索精神和发财梦想的淘金者。这些淘金者和商人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底色。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美国在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了大的垄断阶级，国家出现了剧烈地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但是美国的统治精英们长期地、持续不断地推进美国社会向一个中产社会转变。这一过程，是一个有意识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进程。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学的价值中立、社会科学的繁荣、大批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的批判和矫正作用不可被低估。美国统治与领导阶层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开始转向慈善、社会救济、回馈社会，并形成了一种相对意义上社会正向交换。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美国社会总体上形成了一个橄榄形的中产社会，尽管有不少担忧，但大体一直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末，塑造了美国稳固的中产社会价值体系和兴盛之根。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中产社会的衰落同样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这不是本文所能够深入论述的了。

四、大国衰亡的社会根由

导致大国衰落的社会因素有很多，但是关键性因素只有几条。我们总结了四条最为主要的因素，其如次：

1、社会极化，政治失序与极端主义

社会的两级分化，永远是需要避免和克服的。两级分化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是大国衰亡最为主要的社会动因。

在政治学、社会学的论述中，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阶层理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论述，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说，李普顿的中产阶级理论，以及福山晚近的政治秩序论，还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顾炎武、黄宗羲，以及近代以来的主要政治家孙中山、毛泽东关于社会两极分化的论述，社会极化所可能导致的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两极分化，不仅是极端思潮的温床，更是社会分裂、政治冲突的基础。

德国和日本的例子最具有代表性。一战之后，战争失败带来的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导致了德国的中产阶级的无产化，整个社会迅速失去重心，社会的分化和政治民主带来的动荡与躁动，迅速导致纳粹主义的崛起，并最终将德国拖入战争的深渊。希特勒正是通过民主机制，操纵民粹主义思潮而取得政权并实现其专制独裁统治的。

二十世纪初，日本深陷政党政治与财阀腐败垄断的泥潭之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本社会本身已经高度分化，垄断财阀阶层控制着日本的经济与政治，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引发了日本社会各种思潮的流行。日本军队中的皇道派年轻军官发动“二二六兵变”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走向。日本军国主义者将社会中、下层的不满转化为战争的动力，但却无法关闭这一潘多拉的魔盒，最终走向战争的深渊。

日、德在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选择和发展路径值得镜鉴。盲目的民粹主义与极端的民族主义结合，若加之权贵资本的有意无意推动，将会导致政治失序、意识形态扭曲、国家走向激进主义，最终导致社会崩溃。

2、社会阶层固化与体制僵化

所谓阶层固化，主要是指社会纵向流动性降低。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上层对资源的制度性垄断造成的。

社会阶层固化的最主要表现是，社会底层、下层精英无法通过常规的方式获得上升途径，从而引发底层、下层精英群体通过非正式途径获取社会经济资源。

阶层固化、流动性降低还会引起社会创新能力的下降。对于任何采取现代官僚体制的政党和国家来说，还会导致制度的僵化。优秀人才如果不能流动到合适的位置上，领导集团的治理能力就会出现整体性的下降。这一点无论东西方，罗伯特•达尔将精英循环看作是多元民主的基石。李光耀的新加坡统治艺术，其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保证人民行动党永远能够实现精英更替和自我革新。

阶层固化是国家的天敌。古罗马帝国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社会流动的阶梯，无法吸纳精英群体，无法完成精英循环和更新，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控制能力，最后只能被淘汰。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寡头政治的崛起其本质也是长期体制僵化、阶层固化所致。由于长期以来的体制僵化，苏联形成了高度垄断的社会上层精英阶层。体制的僵化以及民众不信任感的增加，最终摧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之后，政治上的无序导致经济寡头在攫取非法资源的同时开始介入政治以保护其财产和既得利益，对社会所产生的灾难后果是有目共睹的。俄罗斯的寡头政治严重挫伤了俄罗斯经济长期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也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的政治走向。

值得肯定的是，历史上中国的科举制和文官制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对人类文明的最伟大贡献。科举制和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精英循环的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较长期稳定。这一制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精英吸纳和精英更替保持领导集团能够不断获得“新鲜血液”，进而不断增强其统治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如果这一制度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更新机制中断，甚至出现大面积的制度腐败，那么这一制度就会变成威胁执政集团地位的“利器”。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每到王朝末年，往往表现出上层骄奢淫逸，官僚集团贪腐成风，土地兼并、流民遍野、下层社会溃败、互相倾轧，都城或者大城市畸形繁荣。因为，一个制度运行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僵化和腐败。原有起作用的制度，慢慢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功能，这正是社会与政治失序的开始。如果不防微杜渐，体制僵化的病毒就会扩散到全身，直到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而这种制度性腐败所导致的直接社会后果，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民变、农民战争和王朝的周期性更替。

3、权贵资本与民粹主义的梦魇

社会极化，很容易引起权贵资本与民粹势力之间的争斗和结合，进而加剧政治与社会动荡。世界历史上的大多数军事政变，也都是这一逻辑的翻版与重演。

军事独裁者或经济寡头们，往往乔装打扮成底层民众的保护神，但是实行的却是恐怖的独裁统治。罗马帝国的衰落，其最为主要的直接原因之一，则在于权贵资本、地方军阀、蛮族势力，互相倾轧，发动战争，而其名义无一不是“反抗暴政”、“救民于水火”。罗马在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中衰亡。而权贵资本则擅长审时度势，投资于新兴政治势力，重新获得政治资源和军事保护。国家的政治秩序往往会在权贵资本与民粹势力之间发生摇摆，从而使得国家陷入黑暗的深渊。

罗马帝国的衰落带来了欧洲300多年的黑暗时代，这样的故事在现代社会同样不断上演。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可谓教训深刻。纳粹党领袖通过向社会各个阶层许诺，获得了极大政治影响力并最终通过民主的方式获得政权。德国的权贵阶层抱着投机心理对纳粹党投资，民粹主义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则帮助纳粹党赢得了德国的民意。

在拉美地区，许多国家正践行着这一悲惨的循环，每隔10年出现一次通货膨胀，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在权贵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摇摆动荡。巨大的贫富分化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难以弥合的分裂，最后将国家的发展拖入一个死循环。

4、年轻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在历史上，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是导致大国衰亡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由于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导致政治经济矛盾凸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劳动力资源匮乏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引进外来劳动力，导致民族或种族结构失衡，进而爆发社会冲突；社会老龄化带来社会负担加重，从而引发社会代际失衡。

劳动力资源匮乏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及经济下滑，进而引发革命或者社会秩序崩解。欧洲中世纪末期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人口规模锐减，这严重打击了欧洲的封建领主经济和基督教王国的统治。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损失了大量青年劳动力，导致国家人口结构失衡，严重削弱了苏联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欧美主要国家由于缺乏年轻劳动力，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罪恶的三角奴隶贸易，从非洲掠夺青壮劳动力，一方面给非洲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长期贫穷和灾难，另一方面也点燃了欧美国家种族隔离和种族迫害的危险政治导火索，一直延续至今。

族裔人口结构失衡导致社会冲突持续不断。由于经济的起飞不能排除大量所谓低端产业的劳动者的巨大贡献，各主要大国在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开始大量引进“外来务工群体”，他们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加剧了与原有的族裔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冲突。有学者甚至不无偏见地指出，欧洲政治的最大挑战是“伊斯兰化”，其实也是再次刺中了欧洲的“软肋”（——这是明显的偏见，伊斯兰文化和文明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者并不能代表伊斯兰文化和文明）。由于欧洲需要大量从事所谓低端服务业的劳动力，而福利体制之下，本国居民并不愿意从事这些工作，因此不得不引入大量劳力。一些观察家和学者惊呼，这是欧洲政治的最大隐患。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欧洲殖民者早年间种下的恶果之一。

年龄结构失衡——主要是老龄化问题，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均寿命延长，人口的老龄化不可避免。当老年人口比例过高，就会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进而对国家财政产生负面影响并可能诱发其他社会与经济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所谓“少子化问题”，这同样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特征。欧洲、日本均有此种问题，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日本，这方面的情况经常见诸报端，就不再此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