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发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完全做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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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夜光杯

　　作者李泓冰

　　和90岁的吴敬琏，聊“90后”的浦东，很过瘾。

　　2020年，且前承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眺望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辛亥革命发生110周年——诸多重大历史节点由近及远，一波接着一波，画就百年中国史远山近岑最壮阔的那几笔。上海，更有浦东开发开放30年奇迹的回眸。

　　周年纪念，常常是一种提醒，适时回看来时的路，记住那些披荆斩棘的开路人、那些燃灯者，凝视那些思想的火烛，星星点点，终成汪洋。

　　和90岁的吴敬琏，聊“90后”的浦东，很过瘾。

　　复旦学长有硬骨

　　吴老是1954级的复旦学长。对他的最初印象，来自于一本书——《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一位颇有风骨的顾准弟子。若干年后，这位“吴市场”，也以一种“拆骨燃灯”的形象，锲入中国改革史册。

　　浦东开发开放元年——1990年的中国，很不宁静。报刊上不乏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而这位年届花甲的经济学家，很有些“杜鹃声声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气概，呼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曾和同道一起，舌战群儒——通货膨胀、分配不公、腐败横行，这类百姓深恶痛绝的积弊，病根何在？有人剑指“市场经济”，而吴敬琏坚称，“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出路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较快建立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年，浦东横空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版图。

　　两年后的1992年初春，邓小平南巡谈话再定改革乾坤；那年深秋，党的十四大从根本上解除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不再是洪水猛兽。

　　重提旧事，吴敬琏笑了，“吴市场”的绰号曾是贬义，直到1992年……

　　“我是半个上海人”

　　约访这位宗师级的经济学家，是在8月底，恰逢北京新发疫情，只能约着老人“网聊”。

　　工作人员帮吴老安排了手机支架，吴老很灵活地调整着镜头角度，“咱们得彼此看得见，才不别扭”。

　　之前，给了吴老一份采访提纲，他表示“提问专业、细致”，还希望我把相关资料给他的学生。其实功课差远了，听他聊往事，不少信息，于我仍很“新鲜”。

　　吴敬琏曾获“浦东新区杰出贡献奖”，我好奇于他和浦东的缘起，他自况，“我是半个上海人呢！”

　　他与浦东结缘，始于1984年秋，“我参加了国务院的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离京之前，他听说有位曾在上海工作的领导说过一句话：很对不起上海人啊，这么多年了，拍部三十年代的电影，都不用搭布景……“到了上海发现，这么多粤语培训班，一直很骄傲的上海人，觉得自己不如广东了！”这让他触动很深，在上海工作了40多天，他们形成一份《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1985年初，国务院批转了这份提纲：“同意，要求遵照执行，要在1990年以前尽快转上良性循环，力争到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的、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

　　“提纲”首次这样定位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科技中心和重要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四个中心”的提法，也首次出现。吴敬琏还记得当时的表述，“不改革旧的经济体制的模式，上海就没有‘长袖善舞’的活动舞台”；“对外开放、对内联合，犹如两个扇形的辐射，一个扇形向内地辐射，一个扇形向国外辐射，上海就是这两个扇面的结合部和枢纽。”“提纲”也提及上海的发展空间要向东、东南……

　　这份“提纲”，出现在黄浦江硬生生隔开现代工业和原始农业、上海有如“泥足巨人”步履蹒跚的80年代中期，不能不佩服其远见卓识。

　　过了5年，邓小平从浦西看向浦东，“抓紧浦东开放，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浦东，这片曾经冷寂的土地脱胎换骨，成了世界上“长”得最快、最高的“90后”。吴老至今背得出小平当年关于浦东、关于上海的论述，“就几句话，可每一句都石破天惊！”

　　吴敬琏再次结缘浦东，是1993年。

　　原设在北京的中欧管理中心即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前身，要搬往上海，放在哪里呢？作为其学术委员会唯一的中方成员，吴敬琏去了热气腾腾的浦东选址，见了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总经理朱晓明，两人一拍即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就此落户金桥。他开了一门“中国经济”课，一直教到2017年，他87岁。

　　“我现在还是中欧的终身教授呢！”吴老很自豪。“‘中欧’今如今也算是浦东吸引中外企业的一片吸铁石吧！”

　　吴老与浦东的第三段缘份，始于2010年，他持续参加了关于浦东产业发展的研究。浦东和上海要“升级”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技术中心。他时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对信息技术兴趣浓厚，着重调研集成电路——当时叫半导体芯片，他在浦东跑了很多企业，交了很多朋友。“好多企业家提出，这个产业太复杂，是全世界高新技术集成的成果。我们国家应当有一个整体规划。”2013年，他就《关于推进我国半导体芯片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措施意见的征求意见稿》给当时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写了一封建议信。信中提出，在解决芯片产业发展所需巨额投资的问题时，应以市场化、商业化的手段为主。这一建议在次年发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被吸纳。而今，集成电路已昂然进入上海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因他目睹和助力了浦东奇迹的发生，2017年，浦东新区给吴老颁发了“浦东新区杰出贡献奖”，可谓实至名归。

　　九旬学者的深情厚望

　　吴敬琏始终关注“寻找中国改革突破口”，关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三度结缘浦东，持续深度观察，他认为浦东开发开放找对“中国改革突破口”吗？

　　他沉思着回答道：这个突破口，涉及到建立市场体系的方方面面，很难靠一个措施就能带动。比如关于“四个中心”建设，有的走得快些，有的慢些。说到底是两件事，一是改革，一是开放。我们和国际体制怎么对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完全做到了吗？对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精神，中央正确决策能否完全落到实处？世界范围逆全球化浪潮还很猖獗，怎么对待？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高举一个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秉承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对浦东代表中国走向高水平开放的巨大潜能，寄予厚望。

　　我们聊起搭在浦东30年的一头一尾，历史颇有相似之处。

　　1990年和现在，中国同样面临一些国家的封堵。小平同志当时认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浦东这条“捷径”，对中国改革全局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吴敬琏认为，是激活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他回忆，1985年，国务院批复他们的调研提纲时提及，不要再去考核上海的工农业总产值，而要讲国民生产总值，区别何在？“工农业生产总值是按照苏联经济学，不把第三产业算作财富。而上海要成为中心城市，就要靠你的金融、商贸，靠服务业来辐射全国——你看，这样的细节很有意思！”

　　条块分割严苛，中心城市作用就很难发挥。

　　吴敬琏当年访问过华东协作区办公室，听到很多棘手的例子：上海的品牌服装，国际市场卖价较高，但原产地主要在苏浙，那出口量算谁的呢？再如茶叶出口，之前是拼配的，西湖龙井、祁门红茶等，都是小包装，一大箱茶叶里面各个品种都有。在计划经济行政主导、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各省只愿用自己的出口公司，于是整箱都只有一个品种，零售店就没法卖了。

　　“当年，如果中央不下决心改革旧的体制，上海要辐射带动长三角，甚至全国，没法办啊！只能做上海滩的中心而已。”

　　浦东这着先手棋，在中央的及时决策下，在全国改革不断破冰的背景中，终于盘活了一条“大龙”。

　　30年过去，“浦东也好，上海也好，真是天壤之别啊！靠上海人努力、精明、勤奋，更靠中央的大局观。”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站在地球仪边谋划改革，搭上了全球化浪潮的快车。而今，逆全球化浪潮汹涌，浦东这枚开放“棋子”怎样发挥新的作用？中央为什么如此看重长三角一体化，把浦东高水平的开发开放，列为长三角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的七项重要工作之一，有怎样的深意存焉？

　　吴老说，全国的改革开放都在深化，“长三角地区带头突破条条框框，上海中心城市的作用得以发挥。然而，国家对上海的要求越来越高。浦东开发开放30年，成就很大，今后面临的困难也不少，比如国际大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再上一层楼，并非轻而易举。”

　　徐易飞 摄

　　只有靠进一步开放，突破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诸多障碍。“破除障碍，上海的条件最好，不单是本身素质高，更重要的是有很大的腹地，这个别处比不了，经济发展水平又在全国前列。要起中心城市的作用，非常重要的是靠金融，这个重担需要上海担起来、浦东担起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挥浦东的作用非常重要，浦东的高水平开放，牵一发动全身啊！”

　　吴老很有信心，“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克服困难，一定会实现中央提出的要求。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上海已经起飞，祝愿它鹏程万里，一往无前。”

　　听吴老娓娓道来，中国改革的路线波澜壮阔，渐次恢宏。棋局一眼一眼逐步做“活”，撬动一个浦东，“活”了长三角，“活”了长江，“活”了中国腹地。

　　挥别吴老，心中忽有一个念头：当浦东开发40周年之际，希望能和百岁吴敬琏再聊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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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