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如果不修复公众的信任，央行将无法面对经济衰退

GAM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拉里·海瑟威(Larry Hatheway)表示，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投资和就业的古老央行政策已不再有效。如果没有有效的工具和公众的信任，中央银行将无法应对下一次衰退的到来。

近期股价和债券收益率的上涨表明，衰退忧虑正在消退。但是全球经济扩张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下一次经济衰退来临时，各国央行可能没有足够的准备来应对危机。因此，提高中央银行的信誉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当务之急。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央行可以依靠大幅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投资和就业。但是剧本不再像以前那样好用了。原因之一是由于全球化，社会老龄化，消费者喜好改变，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医疗保健成本上升，技术迅速变化以及其他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即使在没有衰退的情况下，对于许多家庭和企业而言，未来似乎也是艰巨和不可预测的。

这种不确定性将加剧衰退。当不确定性激增时，较低的甚至是实际的(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负利率可能不会导致支出增加。相反，即使利率暴跌，储蓄也可能增加，投资者在市场上可能步履蹒跚。如果政府不愿或无法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结果将是长期而严重的经济衰退。

很少有人会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放宽货币政策。从理论上讲，中央银行具有非凡的手段，可以通过负利率，资产购买，“前瞻性指导”等来做出反应。然而，实际上，中央银行面临严格的法律及政策约束，这意味着它们对下一次经济衰退的应对可能不足。

广义上讲，这些限制分为两类：定义货币政策能做什么的法律或既定政策;政治和制度上的局限性限制了央行的决策。法律限制因政治和体制环境以及中央银行管辖权的历史而异。例如，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时，美联储可能只购买由美国联邦政府发行或担保的债务证券。相比之下，日本银行可能会购买股票或公司债券等私人部门证券，使其有更大的自由度来扩展资产负债表并刺激公司融资。

如果严重滑坡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则这种差异可能很重要。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美联储不能单方面创造“ 直升飞机的钱 ”，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援引的一种比喻，用来描述中央银行如何直接将现金分配给个人以刺激消费。为了创造现金(中央银行负债)，美联储必须购买资产。然而，由于私营部门的债券不是合格资产，美联储不能将现金直接分配给普通美国人的银行账户(即使拥有直升机，也不能从天上掉下20美元的钞票)。

因此，在美国，“直升飞机的资金”实际上必须是从联邦政府到其公民的财政转移，由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购买。因此，这是只有国会和总统才能制定的政策。问题在于，制定此类措施的立法将花费大量时间，而下一次经济或金融危机可能需要迅速而果断的行动。

可以肯定的是，“直升机的资金”通常被视为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更少的异端政策可能会受到政策规范的阻碍。例如，美联储一直不愿支持打破“零下限”(Zero Lower Bound)并引入负政策利率的选择。但是，如果均衡实际利率下降到零以下(在下一次经济衰退中似乎很可能)，那么自我施加的”零下限”可能会带来问题。

实际上，鉴于对中性实际政策利率的合理估计以及低于趋势增长的可能性，美联储自己的工作人员估计，零利率的下限可能阻止其在40%的时间内提供较低的实际利率。 。这样的失败可能威胁到下一次复苏，甚至威胁美联储的独立。

中央的管理者还面临政治和制度上的限制。在欧洲，金融机构(尤其是德国央行)，养老金领取者和储蓄者不喜欢负利率。这些选民对货币政策宽松的反对是否阻止了欧洲中央银行采取原本可能采取的有力行动，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显然，胆怯的气氛损害了欧洲央行的信誉。

欧洲央行坚决反对高通胀，但一直容忍低于目标的通胀。2012年，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德拉吉(Mario Draghi)做出了著名的承诺，即“ 竭尽所能 ”挽救欧元。然而，他从未提出过相同的决心，以确保通胀能够达到该银行的法定目标。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信誉增强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果消费者，工人和企业不相信中央银行致力于履行其职责，他们将相应地调整其行为。低通胀预期将导致低通胀结果。

这些结果并非没有代价。当通货膨胀率过低时，很难降低实际利率，尤其是在投票者反对名义负利率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不愿实现其通胀目标的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其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降低实际利率的能力。

鉴于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被证明不那么有效，丧失政策工具尤其成问题。如果其他中央银行也这样做的话，宽松政策不太可能使货币贬值并增加净出口。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推高资产价格，但如果收益只给富人，则消费不会增加太多。

每当下一次衰退出现时，补救央行的缺点为时已晚。但是，通过在必要之前进行更改，中央银行可以恢复其信誉。例如，欧洲央行可以立即宣布对对称通胀目标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承诺，然后通过一轮宽松措施予以支持。当人们对增长的信心恢复时这样做，将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政策变化是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另一个迟来的周期性创可贴。

央行行长还应重新审视法律和自我施加的政策限制，以期修正或消除那些可能在“尾部风险”情况下阻碍政策灵活性的限制。证明在危机到来之前采取行动的意愿是中央银行保护其最重要资产的无成本方法：相信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