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创新、长鑫科技、两者关系_新浪财经

（来源：大树的格局）

说起兆易创新和长鑫科技这俩公司，圈子里经常有人搞不清楚它们到底啥关系。有人说是兄弟公司，有人说是客户和供应商，还有人说是设计公司和代工厂。这些说法都对，但都不完整。

先说说最关键的一点——同一个董事长。朱一明，1972年出生，江苏盐城人，清华物理系本硕连读，后来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拿了电子工程硕士，在硅谷做了好多年存储器设计。

2005年他回国创办了兆易创新，从NOR Flash这种细分赛道切入，2016年上了上交所主板，今年又上了港股，成了A+H双平台。2018年，朱一明做了一个让资本市场很意外的决定——辞去兆易创新总经理职务，只保留董事长头衔，全职跑去长鑫科技当董事长兼CEO，还立了个军令状：公司不盈利，自己不领薪。

一个人同时执掌中国存储芯片设计和制造两个环节里最重要的公司，这在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里都是独一份的。

那这两家公司到底怎么分工的呢？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兆易创新是个轻资产的芯片设计公司，也就是所谓的Fabless模式——自己画图纸、做研发、搞销售，但自己不建工厂。它的NOR Flash市场份额全球第二、中国第一，2025年光存储芯片就贡献了71%的营收。

长鑫科技是重资产 IDM 存储企业，自主完成 DRAM 芯片设计与晶圆制造，封测环节主要交由外部厂商合作完成，核心主攻 DRAM 内存芯片。DRAM这东西就是手机里的运行内存、电脑里的内存条上最核心的那颗颗粒，技术门槛极高，全球市场长期被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垄断超过90%。长鑫科技硬是在这个铁板一块的市场里撕开了一道口子，2025年全球份额约7.7%，2026年一季度已经涨到8%，稳居全球第四、中国第一。

一个做设计，一个做制造，理论上这就是标准的Fabless加代工厂模式。但妙就妙在，它俩之间远不止普通的客户和供应商关系，而是三重深度绑定。

第一重，人事绑定。朱一明同时是两家公司的董事长。而且他通过清辉集电、员工持股平台以及兆易创新本身，合计持有长鑫科技约2.38%的股份。同时他还直接持有兆易创新5.13%的股份，是第一大自然人股东。一个人在两边的利益都深度捆绑，这就意味着他在做任何决策时，都得同时考虑两家公司的利益平衡。

第二重，股权绑定。兆易创新直接持有长鑫科技1.8%的股份，是第八大股东。虽然兆易创新自己说持股比例小、无法对长鑫的生产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但这1.8%在长鑫科技上市后对应的市值高达600到700亿元——这可真不是一笔小数目。更重要的是，这1.8%不是财务投资，用朱一明自己的话说，“兆易创新任何的投资都不会是财务投资，兆易做的投资都是战略投资”。

第三重，业务绑定。这才是最核心的。兆易创新从长鑫科技采购代工生产的DRAM产品，2023年关联交易是7.64亿元，2024年涨到8.52亿元左右，2025年实际发生了11.82亿元，而2026年预计直接飙升到57.11亿元。四年时间增长了将近6.5倍。光是2026年上半年预计的15.47亿元就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实际金额。这增长速度，简直像坐了火箭。

这种深度绑定在行业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叫 “虚拟IDM”模式——两家独立公司通过统一的核心操盘人、长期排他代工协议和战略股权绑定，拼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存储产业闭环。兆易创新专心做产品定义、研发设计和全球销售，长鑫科技专心搞晶圆制造、工艺迭代和产能建设。

说到这儿，聊聊兆易创新的“排产优势”。

一般的Fabless芯片设计公司，得跟代工厂排队等产能。景气周期来了，大家都抢着下单，你排不上队就只能干瞪眼，眼睁睁看着竞争对手吃肉。这就是典型的 “有设计无产能” 的尴尬。但兆易创新不一样。它跟长鑫科技是同一个董事长、有股权关系、有长期采购协议，在信息沟通和产能协调上有着其他竞争对手无可比拟的优势。别的公司还在跟代工厂的销售经理磨嘴皮子的时候，兆易创新可能早就跟长鑫的技术团队把产能规划敲定了。别的公司还在为下一季度的产能分配提心吊胆的时候，兆易创新的产能早就被锁定了。

你看数据就明白了——2026年57亿元的采购额度，比2025年翻了将近五倍。这种跨越式的增长，没有深层次的战略协同根本不可能实现。而且长鑫科技的产能利用率长期保持在95%以上，核心产能已经被预订到了2027年年底。在这么紧张的产能环境下，兆易创新还能拿到这么大幅度的额度提升，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长鑫科技目前已经在合肥和北京运营三座12英寸DRAM晶圆厂，每座月产能约10万片。到2026年底，月产能预计达到约35万片，直逼全球第三大DRAM原厂美光。这些产能的持续释放，就是兆易创新DRAM业务最坚实的后盾。

说点更深层次的思考。

很多人把兆易创新和长鑫科技的关系简单理解成“设计公司找代工厂生产”，这其实大大低估了这件事的复杂度。这压根不是普通的商业合作，而是一场横跨十年的战略实验。

回顾历史，2016年合肥国资拿出几百亿要建DRAM工厂，但缺技术、缺团队。朱一明手里有兆易创新这个上市公司的设计能力和全球渠道，但缺重资产的制造能力。两边一拍即合——合肥国资出钱，朱一明出技术、出团队、出上市公司平台。这个模式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用资本和人事纽带把设计和制造强行捏在一起，试图在中国复刻一个类似三星、美光那种IDM模式的产业闭环，但又不用真的把两家公司合并。

这个模式能跑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朱一明这个人必须在两边都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利益绑定。如果他只是兆易创新的董事长，长鑫那边他说话不算数，那所谓的“协同”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他在长鑫有话语权但在兆易没有足够的利益，那决策就可能偏向长鑫而损害兆易小股东的利益。他现在两边都是核心股东、都是董事长，这个平衡才能维持住。

这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虚拟IDM模式在长鑫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之后，还能不能维持下去？以前两家都是朱一明说了算，现在长鑫有了60个机构股东，有了公众投资者，有了董事会、监事会的制衡。朱一明在长鑫的持股比例只有2.38%，虽然他是董事长，但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当长鑫的机构股东利益和兆易创新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朱一明还能像以前那样协调吗？长鑫的董事会还会无条件优先保障兆易创新的产能吗？

这些问题目前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兆易创新和长鑫科技的关系，远不是“设计加代工”四个字能概括的。它是一个人、两家公司、三重绑定、十年布局，在中国半导体产业特殊历史窗口期催生出来的独特产物。它既是朱一明个人职业生涯最精彩的篇章，也是中国存储芯片产业从0到1、从1到N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