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通过改革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也能够高效率的优越性_新浪财经

　　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许多经济学文献的研究认为，20世纪欧洲一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困境，其非常重要的成因是经济方面的高投入、低效率和不可持续。那么，社会主义能不能摆脱低效率陷阱？笔者认为，通过针对性和关键部位的体制改革，中国也能够实现和证明社会主义具有高效率的巨大优越性。

　　一、社会主义优越性：经济活力与经济效率

　　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除了共同富裕，最为关键的是社会有无活力、经济有无效率。共同富裕需要以强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基础为支撑。社会经济富有活力且高效，才能更节约地利用资源，在合理的时间内，保持强大而持续的生产力，进而使居民富裕、国家强盛。倘若只顾公平而失去效率，将会导致社会就业困难、居民生活拮据以及国家财力积弱。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源于其计划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以及生产队集体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等问题。1957 - 1977年，我国在投资年平均增长63%、就业劳动力投入年平均增长2.62%的高投入情况下，GDP年平均增长却不到5%。

　　1978 年起，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向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活力、效率以及强大的生产力，到2010年，虽然法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7.08%，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2.05%，却创造了GDP年平均增长10.02%的经济奇迹。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的GDP增长率为3.70%，其中体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的GDP增长率为2.66%，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的GDP 增长率为1.04%。改革解放巨大生产力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配置资源从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转变，提高了政府效率；二是生产队集体经济向家庭经济转变，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三是单一、大而公的城镇国有企业，向民营、外资、合伙和股份有限公司转变，增强了企业效率。

　　二、简单的生产方式适用于家庭和中小微组织形式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那么，为何前苏联、东欧以及1978年前的中国，其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呢？

　　生产力层面较为简单的生产方式，需要在生产关系上配备相对简单的组织形式。如果将简单的生产方式与复杂的组织形式相匹配，简单生产方式所获得的收入将难以覆盖复杂组织形式的成本，生产便会陷入低效率、低收入和高成本运营的困境，最终难以为继，甚至关停破产。例如，农业中的耕种和养殖，城镇中的理发店、餐饮、小超市等，均属于简单的生产方式，适合家庭个体和小微企业经营。倘若强行搭配复杂的集体合作社组织形式，甚至国有化，成本过高且效率低下，这实际上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目前各地发展起来的近300万农村农业合作社中，能够实现盈利的不足3%，能够正常运转的不足10%，约90%的合作社亏损并依赖各种补贴维持生存，或者名存实亡。

　　三、复杂的生产方式需要竞争性的非国有组织形式

　　相较于农村农业和城镇简单服务业，企业生产方式更为复杂，相应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应比家庭个体经济更为复杂，但复杂组织形式的成本绝不能高于该复杂生产方式企业的收益。否则，企业同样无法长久存续，最终难逃关停和破产的厄运。因此，除了生产方式收入与生产组织成本相适应这一经济学原理外，还有另一个经济学道理：在复杂的企业经济组织中，存在着产权构成、出资人、经营者、委托代理、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转嫁等一系列问题，涉及到资本与经营者之间复杂的分工协作、企业结构、规则及运营机制。从1978 - 2024年的资产盈利数据来看，国有企业资产的平均利润率为2.58%，而非国有企业则高达7.91%。1978 - 2008年，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从80%下降至19.5%，此期间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为8.08%，因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为GDP年平均增长贡献了1.37%的增长率。然而，自2009年4万亿元刺激计划开始，非国有资产比例从80%下滑至2024年的56.37%，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平均仅为2.06%，资本配置效率降低，导致经济增长率损失0.98%。问题的根源在于，尽管国有资产产权边界明晰，但出资人角色不如淡马锡到位，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呈现多头化且链条过长，致使许多企业出现内部人寻租及风险转嫁现象，体制臃肿，监管成本居高不下。从国内一些地区的对比情况来看，那些重视竞争性民营企业发展的地区，经济充满活力，经营效率高，生产力发展良好，收入差距较小，国有经济状况也较为优良，居民共同富裕程度较高；相反，偏重国有企业发展的地区，经济活力不足，经营效率低下甚至亏损，生产力发展遭遇瓶颈，国有资产质量堪忧，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共同富裕程度较低。

　　四、科学执政：关键是成本与效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同样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国家社会经济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大多发挥着正能量作用，但在局部也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从经济学原理来讲，首先，宏观税负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家庭和企业的经济活力。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税负水平若处于合理区间，能够保障正常的政务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设施供给，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若低于合理水平，政务管理和政府服务将难以为继，经济发展秩序混乱，缺乏正外部性，经济陷入低增长困境。反之，若政府税负过高，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成本增加；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收益降低甚至出现亏损，整个国民经济将失去投资创业、就业劳动以及居民支出的活力。降低税费负担，能够促使企业增多、就业机会增加，进而扩大税基，使政府国库充盈。其次，执政体系是庞大且程序规则繁杂，还是简约精干，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成本大小以及效率高低。国家治理人员规模过大、治理层级过多以及部门机构林立，会导致经费开支不断攀升，寻租机会增多，监管政务和公务的任务加重，然而居民和企业办事效率却日益降低。并且，每新设一个部门，都需要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进而创设更多的行政规定和审批流程，致使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转成本上升，社会管理和经济运行效率下降。

　　结论是：必须遵循国民经济运行组织形式规律以及国家治理的成本效率规律，避免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切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事业单位民企化改革，实现政府轻装高效运行。通过关键领域的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改革上层建筑以夯实经济基础，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也能够实现高效率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