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迎来“顶层设计”，2035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占比升至50%以上|意见_新浪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頔北京报道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11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对外发布，从支持数字贸易细分领域和经营主体发展、推进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完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强化组织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8条具体举措，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塑造对外贸易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意见》落实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数字贸易’要求，对我国数字贸易做出了‘顶层设计’，明确了具体任务，将全面推动我国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商务部研究院数字贸易所所长叶欣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台《意见》既是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必然选择，具有较大战略意义。

一是为贸易强国建设提供“新引擎”。数字贸易在各国开放型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趋显著，现已经成为重塑未来全球贸易新版图的关键因素。《意见》提出的系统化举措，不仅能够推动数字贸易本身发展，也能通过数字贸易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注入发展新动能，全面助力贸易强国建设。

二是推动培育新质生产力。《意见》提出的政策措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优化、产业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例如，《意见》鼓励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包括互联网平台服务、数字金融与保险、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都能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催生大量创新主体。

三是助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数字贸易规则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焦点议题，《意见》从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加快构建数字信任体系、加强数字领域安全治理等方面，为我国推动形成更加合理的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提出了具体路径。

提升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占比

近期，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3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3859亿美元，同比增长3.5%，占服务进出口的41.4%。而《意见》则提出，“到2029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稳中有增，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提高到45%以上”“2035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提高到50%以上”。

从41.4%到45%再到50%，提高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占比意义何在？又该怎样落实《意见》提出的任务目标？

对此，叶欣表示，数字贸易是指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据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征的贸易。而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就是能够通过ICT网络以电子可下载格式远程交付的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占比，意味着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结合更加紧密，意味着数字贸易规模提升，意味着数字贸易发展为服务贸易注入了更多活力。

“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中，出口和进口并不平衡，出口可数字化交付比例显著高于进口。早在2019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占比就首次超过50%，达到50.7%，2023年这一比重达到57.5%，4年时间增加7个百分点，势头良好；但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口2023年仅占服务进口的30.2%。”叶欣称。

谈及下一步如何实现提升占比的目标，叶欣建议，一方面要向内发力，为提高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占比，夯实基础。包括：支持和实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服务、物联网等领域的创新潜力强和带动面广的数字服务贸易重大项目，加快打造一批数字服务贸易龙头企业，推动旅游、教育、医疗等服务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鼓励知识产权、科技金融、在线咨询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数字化发展，支持服务外包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等。

另一方面，也要向外赋能，为提高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口占比，消除“数字鸿沟”。包括：积极参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领域的转型与发展，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更多国家分享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贸易等最佳实践案例等，创造更多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进口。

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

在完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方面，《意见》提出要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相关规则制定，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参与应对经济数字化国际税收规则制定，探索建立税收利益分配更加合理、税收负担更加公平的数字贸易相关税收制度；参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数字经济商事规则谈判。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面对蓬勃发展的全球数字贸易，当前全球数字贸易多边规则却出现真空，国家之间多是以双边贸易谈判为主，并试图将双边谈判扩容为多边协定，进而发展成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数字贸易多边规则之所以很难确立，是因为各国存在规则上的分歧。

在盘和林看来，《意见》提出的“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就是要求我国抓住机遇，推出、完善数字贸易规则方案，并通过双边、多边谈判推动“中国方案”，积极引领未来全球数字贸易大发展。从长远看，这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贡献积极的力量。

《意见》提出要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盘和林认为，通过加入DEPA和CPTPP，能够积累数字贸易谈判的经验，扩大数字服务的对外开放力度，有效缩减服务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减少影响信息技术、研发设计、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等领域的外资进入壁垒。

对于推进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意见》提出放宽数字领域市场准入、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打造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平台。盘和林认为，从我国的数字贸易利益出发，需要健全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通过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释放我国的制度性优势，有效反哺数字服务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此外，也要通过法律形式明确数字贸易谈判的红线，让国际规则谈判更具有可操作性。

《意见》也提出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推进数字贸易领域相关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数字贸易地方性法规。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加快数字贸易领域标准制定修订。

“当前，中国国内数字贸易相关立法与国际标准相比依然存在差距，不过近几年我国数字领域关键立法推进迅速，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相继出台，也应加快制定数字贸易法。”盘和林称，数字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具有创新速度快、迭代周期短和规模扩张迅速等特点，资本驱动下快速扩张易引发资产泡沫和资金链风险，也易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产生冲突。通过制定数字贸易法，可以扫除不必要的制度障碍，为数字贸易发展打好制度基础和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