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少卿：人们给“英国病”起了很多名字，就是不敢说出“新自由主义”|英国_新浪财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少卿】

在一艘傲立于波涛之中、令人畏惧的巨轮上，船长坚定地站在舵位上，声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尽管水已经慢慢涌入了轮机舱。“全体人员各就各位！”他高声命令，船员们匆忙用木桶向外舀水。然而，不论他们多么卖力，水位依旧不断攀升，已经漫过人们的膝盖，船首也开始倾斜。

对此，乘客们却反应不一：有人依旧悠然地在甲板上品茶，仿佛对眼前的危机视若无睹；而另一些人则急切地寻找救生衣，翘首期盼着弃船的号令。

这一幕是不是有些眼熟？但我描述的不是《泰坦尼克号》，而是今天的英国。

如果你愿意，就叫它“不列颠尼亚”号吧——这是一艘建立在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全球贸易和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巨轮。它的风帆曾迎风高扬，在工业革命与殖民财富的推动下，领先世界。然而，正如任何历经沧桑的船只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列颠尼亚”号也开始显露疲态，船身渐渐出现了裂痕。或许它已不再如昔日般光彩夺目、不可一世，但它仍旧是一艘能够航行的船，对吧？

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

如今，我们目睹的不是这艘船优雅老去的景象，而是它缓慢而滑稽的沉没。长期以来，这艘船一直用财政“胶带”勉强维持着，而现在，这些临时的补丁已经无济于事。

今天的英国，处境与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何其相似

紧缩政策：砍预算却砍错了地方

要理解这艘船何以陷入如此困境，我们需要追溯一系列不幸的决策。

首先便是紧缩政策，这可以比喻为船上厨师决定将伙食分量减半，试图通过减少消耗来延长生存时间，结果却导致许多船员因营养不良而无力工作。这项被称为“聪明”的策略，旨在通过削减社会护理、地方政府预算以及公共部门薪资来“治愈”国家的财政创伤，最终却使得公民们不得不自求多福。

公共服务的资金被削减到了最低限度，社会保障、医疗系统和地方政府因此步履维艰。但请放心，船长仍然信誓旦旦，只要大家再“勒紧一点腰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或者我们该说，是勒紧救生艇的缆绳。

“人们给我们的病症起了很多名字：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紧缩政策、特拉斯经济学。但它们其实都是同一套意识形态的不同表述，是一种在公共生活中几乎无人敢于直呼其名的学说：新自由主义。”

英国左派喉舌《卫报》疾言厉色，“44年来，它一直主宰着英国的决策……每一周，我们都见证了一个又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浮现：破败的教室、失效的防洪设施、摇摇欲坠的大楼、超负荷运转的医院、人手短缺的社会护理、堵塞的下水道、致命的危房。”

讽刺的是，在经历了长达14年的紧缩之后，英国的公共债务总额飙升至2.7万亿英镑，几乎是上世纪80年代水平的两倍，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英国在借贷、公共服务和利率之间如履薄冰，似乎决心要在“财政不负责任”的比赛中胜出。或许，唐宁街应该将“英国债务高山”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供人参观。

紧接着，便是那座致命的脱欧冰山。这艘国家之船明明早已预见数英里之外的危险，却毅然决然地冲了过去，坚信“不列颠尼亚”号是永不沉没的。

结果众所周知：贸易壁垒犹如锋利的冰刃，划破了船体，而原本充裕的外国投资与劳动力也逐渐流失。船员们急忙用手头的材料修补漏洞，但船只已然严重倾斜，难以维持平衡。

英国的“独立之路”就如同一个吵吵闹闹要独立生活而搬出家门的青少年，却立刻就得向父母借钱。2024年初，工党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引用了经济咨询公司剑桥计量经济学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截至当时，脱欧已导致英国损失了1400亿英镑，GDP下降了6%，并造成了180万个就业岗位的消失。预计到2035年，脱欧将使英国蒙受高达3110亿英镑的损失——无论是在生产、投资、就业、出口还是进口方面，英国各个地区的状况都将比留在欧盟时更为糟糕。

“英国脱欧后寄希望于美国并未给英国带来任何益处。除了失去了庞大的欧洲市场，英国还损害了与中国的关系。”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道。

地方破产危机：投资失败的典范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英国的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这些勇敢的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高风险的商业投资来填补财政缺口。这种做法无异于在船上的餐厅里进行高风险的赌博，将船员的工资全数押在房地产交易上，最终输得一干二净。

不出所料，当纸牌屋崩塌时，瑟罗克和沃金等地政府的金库空空如也，他们的冒险投资血本无归。如今，这些地方政府正拼命争抢救生艇，而依赖他们服务的民众则感受到了被忽视的寒冷。

从1988年到2018年的三十年间，英国仅有两个地方政府宣告破产。然而，自2018年以来，这一数字激增至8个，其中包括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未来形势更加严峻：接近十分之一的地方政府表示，可能在本财政年度宣布破产；而一半的地方政府则认为，他们很可能在未来5年内关门大吉。

英国伯明翰市政府宣布破产，陷入财政危机

2024年的伯明翰正在准备散伙饭。市议会正在考虑出售其珍贵的艺术画廊，公共厕所已经一去不复返，图书馆很快可能步其后尘。垃圾清理频率降低到每两周一次。城市的水资源和天然气供应先是被国有化，然后又私有化。为了节约成本，连街灯也被调暗了。从庇护申请到遗嘱认证，公共服务几乎停滞；对白领犯罪的监管几乎不存在，金融诈骗泛滥成灾，即使你的银行账户被清空，警方也未必介入调查。

伯明翰的故事只是英国地方政府困境的一个缩影。某些问题是自作自受：工党领导下的市议会未能确保男女同工同酬，现需支付巨额赔偿；甲骨文IT管理系统的失败采购案雪上加霜，该市积累了约10亿英镑的债务。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源自外部：作为从2010年开始的紧缩计划的一部分，伯明翰从中央保守党政府获得的资金被削减了10亿英镑，而对服务的需求及提供成本却急剧增加。

尽管标榜“权力下放”，英国依然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在财政上严重依赖威斯敏斯特。例如，伦敦市政府68.8%的财政来源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相比之下，纽约的比例仅为26%，巴黎更是低至16.3%。

唐宁街的“紧缩之斧”令所有人遍体鳞伤，但地方政府无疑是受伤最深的：2010年后的十年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拨款削减了60%。面对财政缺口，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自身收入，如地方议会税和商业税，但这些收入往往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成本需求。

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中央政府鼓励地方从事高风险的金融行为。地方政府被要求“创造性地利用储备”，包括“投资储蓄项目”。一个个英国乡镇被迫扮演起“华尔街交易员”的角色，结果可想而知：对商业地产的投机性投资，将地方政府推向了破产的边缘。

2023年，萨里郡的沃金因房地产投资失利而宣布破产，负债高达19亿英镑；诺丁汉因市议会持有的能源公司“罗宾汉能源”在2020年倒闭而损失数百万英镑；瑟罗克在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上的豪赌也以失败告终。总体而言，这些“小镇华尔街”多数以失败告终：据估计，英格兰地方议会平均15%的预算用于支付债务利息。

为了“开源”，地方政府无所不用其极。一些地方政府成立了商业公司，向其他地方政府出售他们的服务，如诺斯集团，自1988年成立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大幅扩张后，已成为英国最大的地方政府贸易公司，提供监管、护理、维护、废物管理和多项其他服务。诺丁汉提议提高公共厕所和交通费用，还有一些地方盯上了交通罚款。

但实际上，这些措施是将地方财政危机转嫁给了普通民众，后者已经在生活成本上涨和高税收的压力下苦苦挣扎——日常购物成了生存的赌博，老百姓不得不在“吃饭”和“取暖”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甚至有人建议编写一本《财政生存指南》，以帮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内容包括配给提示和“如何与邻居以物易物”的实用技巧。

英国财政部正支付数十亿英镑来弥补量化宽松带来的损失

“一切都很好！”

在这片混乱之中，船长依旧乐观。“一切都很好！”他一面宣称，一面重新排列甲板上的椅子，轻快地吹着口哨，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冰冷的海水正拍打着他的靴子。而对于普通的英国人——船上的乘客来说，他们不得不自谋生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英镑一点点沉入无底的深渊。

当然，仍有许多人怀抱希望。人们容易相信，局势是可以挽回的——凭借英国人的勇气与决心，国家定能度过这场债务危机。毕竟，从二战后的黑暗日子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英国总能在逆境中顽强前行。

然而，这一次的感觉不同。

因为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全球经济动荡等外部因素，也不仅仅是英国脱欧的后果，而是触及到了“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弱点”，这些问题被忽视或管理不当的时间太久了。正如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所评论的那样：“尽管今天的保守党领导人将英国沦为‘欧洲病夫’归咎于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但这实际上是深刻的、几乎是哲学层面的功能障碍和政府疏忽的结果。”

事实上，英国之所以陷入今日的困境，是因为历届政府在财政责任上玩弄了太多花招。无论是不计后果的紧缩政策，还是天真地认为脱离欧盟将带来新的经济繁荣，真相是，英国领导人一再选择短期的政治利益，而非长远的经济规划。现在，清算的日子终于到来。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财政改革——通过征税和削减债务来缓解债务压力。然而，这种想法如同试图通过重新安排甲板上的椅子（或议会中的席位）来拯救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一样，显得不切实际。诚然，可以增加一些税收，也可以削减某些领域的公共支出，但这些措施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一个承诺超出其兑现能力的国家，如今正面临着这些承诺带来的后果。

“公共服务的结构性不足源于英国政治中的一个尴尬事实：我们希望支付美国水平的税，却期待享受欧洲标准的服务。”英国智库社会市场基金会主任詹姆斯·柯尔库普直言不讳地指出。

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宣布英国已经“破产和支离破碎”，公共财政中存在“200亿英镑的漏洞”。目前尚不清楚工党将如何填补这一缺口。该党在竞选期间承诺不对“劳动人民”增税，即不会提高所得税、国民保险、社会保障税、增值税和公司税的税率，但这些税种加起来占据了英国总税收的三分之二。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显然不会屙金溺银，那么资金究竟从何而来？

私有化是否可行？将英国剩下的公共资产出售给出价最高者，然后寄希望于最好的结果？

这种方法其实已经尝试过，效果喜忧参半。英国的许多公共服务——如自来水、铁路、能源——被私有化后，结果往往是消费者成本增加，服务质量下降。认为出售更多公共资产能够奇迹般地解决国家债务危机，不过是痴人说梦。充其量，这只会是权宜之计，是勉强维系“不列颠尼亚”号不散架的胶带。

最坏的情况下，这将使英国变得更加脆弱，基本服务要么变得负担不起，要么落入只追求利润而非公共利益的私人利益集团手中。更何况，可供出售的资产已经所剩无几——除非是将白金汉宫租给Airbnb，或将大本钟的钟声卖给Spotify。

另一种思路是从内部着手改革——专注于产业政策、教育和技能培训，以促进生产力和创新。至少，这看起来是一个理智的选择。但这种长期战略的问题在于，它们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坦率地说，英国现在急需帮助。在生活成本危机中挣扎的人们无法等待长达十年的工业复兴来拯救他们于经济绝望之中。他们需要的是即时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遥远的承诺。

2024年第一季度，英国的GDP增长率仅为0.6%。

英国的经济困境不是靠单一政策或速效解决方案就能解决的。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彻底的变革——重新思考其经济模式、治理方式以及与全球经济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一场全国性的讨论，探讨英国在21世纪想要成为怎样的国家。为此，需要的是愿意做出艰难决定的领导人，这些决定可能在短期内不受民众欢迎，但对于长期复苏至关重要——而这恰恰不是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擅长之处。

那么，如何才能拯救英国经济呢？或许可以发起一场众筹活动，吸引全球对英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人们捐款，帮助联合王国渡过难关——比如出售印有“拯救我们的经济！”字样的茶杯垫。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笔者倒是愿意买一个作为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