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日本的GDP增速——
可以看到1990-1994的5年,日本GDP快速下行,甚至陷入衰退。
日本宏观为了强力逆周期,在1992年推出了12万亿日元的基建刺激方案,然后在1995年又加推了17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
同时搭配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降息。
尽管日本宏观当时已经意识到了金融系统的不良风险(由于经济下行导致债务风险曝露),且计算出来规模有100万亿日元之多,但没有及时处理(即后来被诟病的僵尸企业拖累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1990开始,日本的财政赤字不断加大,日本国债发行额开始快速爬升——
因为一方面,经济下行导致财政收入不达预期,进而赤字加大,另一方面,基建作为逆周期模式也需要资本金(财政支出)。而原本作为经济债务承担者的企业和居民部门又纷纷去杠杆(丝毫不为降息所动),所以只有中央部门才能承担起加杠杆重任。
1990年的时候,日本国债/GDP的比值只有60%多,到1995年,就攀升到了91%,并于1997年突破100%——
导致了10年的债牛(国债利率不断下行)——
受益于财政刺激+企业出海(获得利润),日股同期取得了几次像样的反弹——
比如1992-1995年,在财政+货币强刺激之下,日本经济于1996年再次回升到了3.6%的水平,日经指数也回到了2000点以上。
而此时,日本宏观认为赤字货币化(中央举债)这个短期非常规策略不能一直下去,于是决定化债,不是名义化债,是真的想提税化债(优化财政赤字),但不巧又碰到97亚洲金融风暴,内外因素一合力,经济增速再次衰退。
经济学家发现,为了使得宏观付息压力减小所采取的低利率政策(for财政),却保护了僵尸企业继续瓜分资源。
叠加90年代日本人口基本面(老龄化、少子化)不断加深,于是其生产率不断下行——
这意味着日本的就业市场的普通人越来越难——
也就是虽然日本宏观逆周期一直想要把宏观数据做起来,但个体几乎没有从财政/货币刺激中获得实际利益,即日本前央行行长后来书里所提到的——浪费了中央举债空间,但用错了地方。
另外中金首席彭文生也在书里写道——
综上,在各种喧嚣背后,当我们重看本质,或许,真正的利好还需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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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不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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