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学人疫思｜夏洞奇：《罗马的命运》与历史学的前途|罗马的命运_新浪财经

原标题：复旦通识·学人疫思｜夏洞奇：《罗马的命运》与历史学的前途

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不仅止于复旦的教师，该系列也会向其他高校的教师、学者约稿。本文系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夏洞奇所作，原题为《天花、埃博拉与鼠疫：〈罗马的命运〉与历史学的前途》。

2020年伊始，医学史、疾病史顿时升温，变成了学界与公众普遍感兴趣的一大热门。早在1976年，威廉·麦克尼尔就以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微寄生”与“巨寄生”这两个层次的平衡来解释世界历史。这本《瘟疫与人》大概就是第一部影响巨大的疾病史著作。还有几种历史著作与疾病史关系很大，也是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如，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强调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导致了新旧大陆之间的病原体大交换（尤其是天花、梅毒等病毒），造成了许多传染病的大流行；斯塔克的《基督教的兴起》则认为早期的基督教团体对于瘟疫的社会承受力更强，因此罗马帝国反反复复的瘟疫客观上有助于教会的崛起。

2017年，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凯尔·哈珀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马的命运》。这是一部将环境史与疾病史结合起来的大书，其基本论题就是副标题所谓的“气候、疾病与帝国的终结”。全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罗马的兴衰提醒我们，人类文明的故事完全是一部环境上演的戏剧。”（第31页，中译本页码，下同）2019年6月，“后浪”迅速地推出了此书的中文译本（译者为李一帆）。最近几年，笔者已经对环境史产颇有兴趣（“晚期罗马帝国”也属于专业范围内的本份），因此早已及时购入这本书，放在书架上备用。不料，区区几个月之后，这本关于罗马史与环境史的书就成了一本相当迫切的“必读书”。

科技发现历史

大家都以为，“罗马的命运是由皇帝和蛮族、元老和将军、士兵和奴隶共同构筑的。”而哈珀的新论是，“细菌和病毒、火山和太阳周期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第7页）过去我们都有一个“巨大的默认假设”，即“环境是一个稳定、惰性的故事背景”（第21页），因此历史学家的解释通常不必将环境变化作为考虑的重点。但哈珀指出，这个假设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对于人类而言，地球一直都是“一个波澜不定的平台”（a heaving platform），“就像在猛烈的风暴中的船甲板一样摇摇摆摆。”（第21页）如其言，“即使在相对平静的全新世，太阳也像一个匪夷所思的调光器，调节着地球接收到的能量；火山和地球自身不稳定的内部系统进一步扰乱了人类社会的命运。”一言以蔽之，前现代社会依赖于大自然所创造的“生活资料”，但它绝不是一个静止的背景（第391页）。

何以得知？哈珀指出，近年来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科学工具，让我们得以窥见环境变化上演的宏大戏剧，而罗马人在其中只是一个不知情的演员。”（第7页）各种新式的科技手段，从大自然（而非文献资料）当中发掘出了多种多样的数据，向我们透露了这些惊人的信息。我们可以将这些科技手段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可以称为关于“环境史”（气候史）的科技手段。到了现在，所谓的“自然档案”（natural archives）已经能够提供相当丰富的环境历史信息，历史学家不应该轻易地忽略。“冰芯、洞穴石、湖泊沉积物和海洋沉积物，都用地球化学的语言保存了气候变化的记录。树木年轮和冰川是环境历史的记录。”（第20页）“冰芯、树木年轮、海洋沉积物、湖泊纹泥以及洞穴堆积物”，再加上“冰川的变化轨迹和花粉的考古分布”，这些物理指示物“提供了一种重建古时气候行为的方法”。“我们现在可以用十多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来理解罗马的气候，但同样让人兴奋的是，我们的知识仍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第61页）“自然档案”记录的信息完全可以与古代文献中所保存下来的气候与物候记录相互印证，帮助我们更好地重建古代的气候历史，尤其是气温与降水的情况。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来自冰芯与树木年轮的证据说明，公元536年、539/540年的两次火山大喷发造成了全球性的气温骤降，使得536年至545年成为过去两千年来最冷的十年（第344-345页）。这正是理解“查士丁尼瘟疫”的重要生态背景。

第二类可以称为关于“医学史”（疾病史）的科技手段。“人类骨骼的大小、形状和伤痕，保留了有关健康和疾病的细微记录。骨骼和牙齿的化学同位素可以讲述关于饮食和迁徙的故事，对沉默的大多数来说，这些是他们的生物学传记。最伟大的自然档案可能要数我们称为基因的长链核酸。基因证据可以阐明我们自己物种的历史，还有那些与我们共享地球的盟友和对手的历史。”（第20-21页）例如，对古代骨骼的研究表明，罗马不列颠的居民身材矮小，低于中世纪早期；罗马时期意大利人的身高，低于前罗马时期，也低于中世纪早期（第104-107页）。对于鼠疫患者遗骸的基因测序证明，查士丁尼瘟疫的病因就是鼠疫耶尔森氏杆菌。科学家已经还原了鼠疫杆菌在演化历史上的三次基因突变，它从一种温和的肠道致病菌演变为一种可以通过飞沫传播、引起肺鼠疫的致命病菌，再演变为一种主要通过跳蚤传播、引起腺鼠疫的“失控的杀手”。基因研究说明，在公元前951年之前不久，现代鼠疫杆菌的进化已经完成。根据目前掌握的遗传数据来看，鼠疫杆菌的发源地有可能是青藏高原（第281-286页）。

解释罗马帝国的命运：环境史/疾病史中心论

本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罗马人在“全新世”这个气候时期中一个特殊的时刻，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地中海帝国，而这个时刻“悬于自然气候产生重大变化的边缘”。更重要的是，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相互连通的、城市化的帝国，而且已经抵达了热带的边缘（而热带就是病原体演化最快的地区）。就这样，罗马人在无意中创造了一种疾病生态，释放了病原体演化的潜在力量。新兴传染病很快就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吞噬了罗马人。罗马的命运提醒我们，大自然是狡猾而变幻莫测的，生物演化的强烈力量可以在瞬间改变整个世界（第7-8页）。如此说来，罗马帝国的衰亡实乃“自然的胜利”（“引言”的标题）。

《罗马的命运》是以生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哈珀相信，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学说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依赖于生态基础。他认为自己提出了另一个更深层的逻辑，从而超越了马尔萨斯。马尔萨斯机制只是描述了植物能量的生态限制，但现实中的死亡事件比能量限制定律更疯狂、更不可预测。这是因为马尔萨斯定律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和植物身上，却忽视了细菌和病毒的力量，也就是更完整的地球生态环境（第391-393页）。

哈珀认为，气候变化和新兴传染病一直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难题只是“如何将自然环境的影响嵌入到因果关系的序列中”（第28-29页）。限于篇幅，下面只能相当简略地概括一下他所建构起来的以环境史、疾病史为中心的因果序列。

罗马帝国可以被想象成“一个由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农业的、人口的）和帝国系统（政治的、财政的、军事的）组成的有机体。”（第76页）“盛期罗马帝国”代表着前现代社会所能达到的极限（第18页）。罗马人依靠贸易与技术的进步，已经实现了集约型的增长，推迟了“马尔萨斯压力”的残酷逻辑（第16-18页、第43-55页）。但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罗马是在友好的环境条件下繁荣起来的，或者说罗马的发展实验建立在短暂的环境基础上（第56页）。罗马帝国的全盛时代，正是气候史上所谓的“罗马气候最优期”（Roman Climate Optimum）。由于高水平的日照和微弱的火山活动，这个时期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稳定的，对于一个农业帝国非常有利。总之，气候是“罗马奇迹”的有利背景，是贸易、技术和气候共同促进了罗马的繁荣（第22-23页、第55-74页）。

然而好景不长。从2世纪中叶开始，剧烈的气候变化开始了。一段持续了三个世纪（150年-450年）的气候混乱期，即“罗马过渡期”（Roman Transitional Period）到来了（第23页）。更要命的是，从165年开始，“安东尼瘟疫”爆发了。这场瘟疫紧随着马可·奥勒留与卢修斯·韦鲁斯对帕提亚发动的战争，其病原体很可能是天花。对于罗马帝国的总人口，这场大瘟疫造成了10%左右的死亡率。这是罗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强劲增长结束了。虽然帝国得以幸存，但大规模流行病的时代已经到来（第85-88页、第133-160页）。

接下来，在塞维鲁王朝的时代，罗马的经济与人口都有所恢复（第167-176页）。进入3世纪，气候逐渐变得寒冷而干旱（第177-186页）。3世纪中叶，“西普里安瘟疫”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场瘟疫从埃塞俄比亚传来，其病原体有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第186-197页）。就这样，所谓的“3世纪的危机”开始了。从这个时期开始，传统的多神教开始没落，而基督教的传播急剧加速了。这可能也是大规模死亡事件的影响（第208-214页）。

漫长的4世纪又是一段气候相对稳定的时期，罗马没有发生重大的环境灾难。君士坦丁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罗马的经济复兴了。在狄奥多西皇帝统治下，罗马帝国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第221-254页）。因此，西部帝国在5世纪的崩溃，不能简单地看作“3世纪危机”的延迟后果。引发帝国崩溃的一系列事件始于遥远的东方，也就是中亚的大草原。从350年至370年，中亚大草原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长期旱灾。匈人其实是一群“骑在马背上的武装气候难民”。匈人的迁徙应该被视为一次“环境事件”。作为连锁反应的后果，帝国在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复兴被猛烈地颠覆了（第254-267页）。

虽然丧失了西部的半壁江山，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部帝国仍然繁荣昌盛。在查士丁尼皇帝统治下，帝国还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是，从541年开始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是一个巨大的断裂点。这场大瘟疫的病原体是鼠疫杆菌。罗马人在红海与印度洋的贸易引入了病菌。帝国的粮食运输与储存体制为大规模的鼠疫做好了生态准备。由于火山的大喷发，536年成了著名的“无夏之年”，全球急剧降温又为鼠疫杆菌的大爆发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第271-298页）。查士丁尼大瘟疫的死亡人数约为罗马人口总数的一半。更可怕的是，鼠疫杆菌在欧洲的啮齿动物中找到宿主，其悲惨后果是鼠疫变成了“一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连环爆炸”，最后一次强烈的爆发直到749年才结束（第298-331页）。大鼠疫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生物灾难，创造了一个人口长期停滞的时代。瘟疫和气候变化结合在一起，耗尽了帝国的气力。总之，这次大鼠疫标志着“从古代进入中世纪的通道”（第274-275页、第329-331页）。

536年的“无夏之年”宣告了“晚古小冰期”的降临。最冷的时期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晚古小冰期”属于最严重的环境事件。罗马国家竭尽全力地对抗了巨大的压力，但恶化的环境削弱了帝国的活力，各大区域都在以不同的节奏走向衰败。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光圈，在黑暗的围拢下越缩越小”。从6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初，帝国终于跨越了转折点（第335-371页）。在这样的年代里，鼠疫和气候恶化的连锁反应催生了一个“末世论”的时代。伊斯兰教的兴起也是这种宗教氛围的产物。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帝国东部的省份被先知的末世论运动征服了，这可以被看作“罗马帝国覆灭的最后一击”。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个相对繁荣的区域。地中海世界割裂了。罗马帝国被压缩为一个“拜占庭残余国家”（a Byzantine rump state）（第338-339页、第371-386页）。按照《罗马的命运》，这个“最终时刻”就是“默罕默德的世界”。而“没有自然环境的剧变，伊斯兰教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第371页、第339页）

走向超越人文的历史

在哈珀看来，为了解释罗马帝国的命运，没有理由不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同样没有理由的是，要求所有文科生都接受他的历史解释，最起码它会被视为一种单一的环境（疾病）决定论。不过，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罗马的命运》完全是一部符合历史学、古典学基本学术标准的研究著作。

作者哈珀是一位够资格的罗马史专家。近十年来，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罗马晚期的社会史、经济史、医学史等领域：2011年和2013年，他分别在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部著作，前者为《晚期罗马世界的奴隶制》，后者为《从羞耻到罪孽：古代晚期基督教对性道德的转变》；在2012年的《牛津古代晚期研究手册》中，他撰写了题为《古代晚期的婚姻与家庭》的一章；他还在《罗马考古学报》、《经济史学报》等有名的学术刊物发表过论文。必须承认，《罗马的命运》是一部相当扎实的罗马史研究著作。本书的“资料来源”包括两大部分：“一手文献”部分包括100余种古典与基督教作家的著作，还包括若干铭文、法律文本与纸草；二手文献部分列出了约1300种专著与论文。

哈珀对于晚期罗马帝国的研究状况有相当好的把握。仅以第5章《飞速旋转的命运之轮》（主要讲述罗马帝国在“漫长的4世纪”的中兴局面与西部帝国在5世纪的瓦解）为例，这一部分引用了A. H. M. Jones（社会经济史与政治史）、T. D. Barnes（政治史）、R. Bagnall（埃及）、J. Matthews（政治史）、R. Vam Dam（政治史）、P. Brown（宗教与文化史）、B. Shaw（社会史）、P. Heather（政治史）、C. Wickham（经济社会史）、N. Di Cosmo（内亚史）等一大批重要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可以说，在这本厚厚的大书中，是由一位罗马史的行家来为大家讲述“罗马的命运”，而不是任由那些只懂“科学”的理科生来空谈气候与疾病。正因为如此，哈珀确实有较好的条件，能够较为细致地“将自然环境的影响嵌入到因果关系的序列中”。我们完全可以说，《罗马的命运》代表着一种以古典学结合环境史的学术努力。

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科技手段所能提供的历史信息正在爆炸式地增长。许多古人不可能了解、古籍不可能记载的信息，科学已有可能重新发现。随着技术的进步，以科技手段来挖掘历史信息的成本也正在迅速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环境与生态的因素整合进来，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讲述人类的历史，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现实的可能性。其实在根本上，人的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人意志的选择，也不仅取决于社会系统与文化系统的影响与约束。作为这个星球之上唯一的真正的智慧生命，人类的行为一定还取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与环境系统。正如哈珀的预言，“罗马人与自然的遭遇”，“代表着一部新戏剧的序章，这样的情节

仍在我们身边继续上演

。”（第395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历史可以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历史”，还可以是“人在环境中的历史”。前一种历史可以说是“人文的历史”（History of Humanities），而后一种历史还需要加上“自然的历史”（History of the Nature）（由于Natural History主要是指“博物学”，这里只能称为“自然的历史”）。

在笔者想来，“自然的历史”可以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其一是基因的历史。譬如斯蒂芬·奥布莱恩的《猎豹的眼泪》，就从遗传学的角度扣人心弦地讲述了哺乳动物的繁殖、疾病与演化的历史。其二是人类的历史。譬如斯万特·帕博的《尼安德特人》，既讲述了如何依靠古DNA测序技术重建人类演化历史的进展，又介绍了他们的科研机构如何走向世界一流的经验。其三是环境的历史。譬如贾雷德·戴蒙德那本人人皆知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从大环境的角度解析了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各自的命运。其四是技术的历史。譬如刘夙的《万年的竞争》，将新达尔文主义演化论、演化心理学与环境史结合起来解释人类科技的发展史。

乐观地想，如果我们的历史学能够变得更加大胆，对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更加开放，甚至有一些勇气来尝试各种交叉学科组合的“

历史学+

”，那么古老的历史研究也并非没有可能跳上“高铁”，变成科学时代的受益者。说不定，历史研究的一部分领域将会经历一场“科学化”的潮流，就像其中的另一部分正在经受“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一样？

到了那一天，“人文的历史”将会与“自然的历史”同堂讲授，“历史学院”将会变成一种培养普遍性的文本分析技术的主流专业。在那个时代的历史大楼里，“文献史学系”（研究文字性文本）依然占有相当的空间，“艺术史与考古系”（研究实物遗存）将会更加壮大，而方兴未艾的“环境史学系”（研究各种自然数据）、“数字史学系”（研究电子数据）也会占有一席之地。

归根结底，人是需要一些幻想的。就像科学需要幻想，历史也需要一定的幻想。而在最后实现“幻想”的动力，正是通识教育的理想。

【引用文献】

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英文原版：Kyle Harper,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对本书内容的引用大体以中译本为主，个别地方参考英文原文略有改动）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

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

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斯蒂芬·奥布莱恩：《猎豹的眼泪》，朱小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山水自然丛书）。

斯万特·帕博：《尼安德特人》，夏志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刘夙：《万年的竞争：新著世界科学技术文化简史》，科学出版社2017年（大学科普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