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陈允敏情定峨山之巅（上）|五通桥_新浪财经

原标题：竺可桢与陈允敏情定峨山之巅（上）

竺可桢与陈允敏。

　　□龚静染

　　1939年9月11日，竺可桢从重庆坐水上飞机到了乐山，他准备到峨眉山一游，同时也去看看设在千佛顶的高山测候所。

　　但这一趟旅行颇有些曲折，因为他在重庆就听说泸州被日机炸了，而他要坐的飞机是早晚对开，路线是从重庆经泸州到乐山，完全有可能与敌机在空中相遇，存在很大危险。当时离8月19日乐山被炸还不到一个月，所以竺可桢想“今日无飞嘉定之希望矣”。但到下午一点半，打电话一问，说飞机要飞乐山，“知飞机已抵珊珊坝，即雇轿夫至飞机场。盖机上不设无线电，故早晨来时离泸州后不知川境有敌机，至珊珊坝始知之。”（《竺可桢日记》）

壹相亲之旅

　　竺可桢此行不无惊险，“昨机过泸州已四点半，泸州尚在大火中，有五六处延烧。余逆料火熄时三分之一将成灰烬。”他在空中看到了泸州被炸的惨象。

　　到了乐山后已是很晚了，早已等候在码头的是陈西滢。竺可桢此行没有通知任何人，以他当时的地位和声望，最少武汉大学也应该出面迎接。但他只联系了陈西滢，然后下榻在嘉定饭店，外人均不知道他的行踪。简单洗漱之后，黄昏时分，他到了嘉乐门外半边街57号陈西滢的住所。就在这里，他见到了陈西滢的妹妹陈允敏和幼弟陈序叔。

　　这是竺可桢第一次见到陈允敏，在厚厚的几大卷《竺可桢日记》中也是首次出现了陈允敏的名字。

　　第二天，竺可桢又见到了陈西滢的母亲，“通伯（陈西滢）来，借至其寓中膳。拜见其七十四老母，现住乡下，于今日迎至城中。”那么，一个堂堂浙江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要见陈允敏，还要见陈母呢？这事要从头说起。

　　竺可桢1890年生于浙江绍兴，曾因学业优异得到庚子赔款而留学美国，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他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从1936年4月开始，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多年。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由杭州西迁江西泰和，再迁广西宜山，但由于战事不利，学校拟再迁黔北。就在竺可桢忙于第三次迁校的勘察之时，因为无暇顾及家人，他的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突然发病相继去世。丧妻之后，多位亲友劝他早日续弦，当时浙江大学化学教授丁绪贤的夫人陈淑（陈允仪）是陈允敏的堂姐，她是中国最早留学海外的新女性之一，曾执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与丈夫丁绪贤一道积极参与过五四运动。陈淑便从中撮合，想把陈允敏介绍给竺可桢。陈允敏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气质端庄大方，可能是心气很高或是机缘不到，到了36岁也未嫁人。而当时竺可桢刚好50岁，从年龄到家庭背景等方面两人倒很般配，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的相亲之旅。

　　但竺可桢之前并没有见过陈允敏，所以借游峨眉山之机顺便来见人，但情况到底如何谁也不知道。第三天，他与陈允敏一道去五通桥参观永利川厂和黄海化学研究社，这是他与陈允敏正式接触的开始，“晨六点半起。八点至五芳斋早餐，回则序叔与允敏已先在，遂借至船码头雇一舟赴五通桥。自嘉定至五通桥顺流而下，凡四十里。九点十五分出发，十点四十分即至竹根滩。”

贰一见钟情

　　当时西南的科技是大后方的希望所在，而值得一看的首选永利川厂和黄海化学研究社，它们都是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在天津创办，并于抗战后的1938年迁到五通桥的。像黄海化学研究社就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化工专家，如侯德榜、孙学悟、李浊尘、方心芳等。1943年李约瑟考察中国西南科技时，第一站就到的永利川厂，然后从永利码头坐船去宜宾李庄考察，所以竺可桢到那里参观在情理之中。

　　这一天对竺可桢是最重要的一天，实际上他在这天上午就已经看上陈允敏了，他认为不虚此行。当然，有可能在11日第一次见到陈允敏时，他就对陈允敏一见钟情了。也许是科学家出身，竺可桢做事理智、干脆，不拐弯抹角。这天下午，竺可桢就直接同陈允敏谈了结婚的事，他想既然来了，又很喜欢，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但陈允敏是犹豫的，虽然竺可桢在很多方面都让她心许，如在学识、人品、名望上都无可挑剔，但他们之间还有一些疑虑甚至是障碍还未解决，陈允敏毕竟是没有结过婚的大姑娘。这一天的日记中，竺可桢写道：

　　“三点半由五通桥乘黄包车三辆，回至嘉定对江。时微雨，天气骤凉，幸途中序叔借得衣服分穿。六点半始至披头，得船过江。上岸后，余与允敏徒步回至半边街57号。谈及婚事，允敏虽不坚拒，但深疑吾二人相知不久，不能相处为虑。余则以为吾二人性情并无不合之处。在允敏家晚膳。九点回。”

　　9月14日是竺可桢最为纠结的一天。他喜欢陈允敏，他把话已经说了，表露无遗，但没有得到她的正面回答。所以他想知道陈母的意见，这个非常重要，而当时唯一的信息只能从陈西滢那里获得。一切都只能推断，但一切均没有结果。他写道：“余即至半边街57号通伯寓，知其母亲已赴乡间，由允敏送去。余询通伯关于婚事之意见。据云允敏迄未表示，但亦不拒绝，但据余个人推断当可能就，因余屡次邀同游，均允同往也。”

　　这一天也是让竺可桢烦恼的一天，他接到学校的几封来电，都让他不安。“接毅侯转来函电，知李振吾以无设备费不肯就工学院院长事，同时毛燕誉亦来电辞职，电机系亦大乏人矣，烦恼之至。”他毕竟是一校之长，远在贵州的学校还有一摊子事等着他解决。所以他想的是，不管事情行还是不行，陈允敏答不答应，他都要尽快回去，他不能为儿女情长而耽搁了工作。“故与通伯拟定于廿二号乘飞机回渝，即赴峨眉来回只一星期时间也。”而那一天他在乐山所见，大概跟他的心情也相似：

　　“嘉定城以玉堂街为最热闹，炸后则一片瓦砾，而旧有电灯，现则电杆尽成焦木矣。人家多用菜油等，一如余儿时所见者。城中走路均用火把，已恢复古代现象矣。”（《竺可桢日记》）

叁峨眉惊魂

　　9月15日，竺可桢与陈西滢、陈允敏及武汉大学植物系助教张纲一起去登峨眉山。事情的转机就从登山开始。

　　第一天，他们从乐山出发，当天宿在峨眉县城的“峨山招待所”。刚住下，就听说前两天这里有人被抢，是一伙劫匪在深夜里破门而入，抢了一个孀妇，“因其藏有金铺十二两并其他贵重物品”，劫匪抢得财物后扬长而去。像这样的事情，在峨眉一带经常发生，此地是匪盗出没频繁的地区。但这个妇人运气还算好，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丁超五正好游山下榻在这里，这还了得，就责令县府马上查办此事。果然第二天一早就有了下落，抓到两个嫌犯，有人就怀疑此中一定有内线，不然事情不会那么蹊跷。在峨山脚下听到这样的故事，犹如看惊悚悬疑小说，所以竺可桢晚上早早地睡了。但睡到一点半就听到有人喊“救命”，他以为是哪里起火了，翻身起来到门外一打听，才知道是有小偷爬窗，但已经跑了。竺可桢想，这小偷是不是盯上他们了？

　　竺可桢一行爬得很慢，9月17日，他们经过洪椿坪慢慢往上走，“通伯、允敏坐滑竿，余与张纲徒步，尚有一滑竿一背夫负荷杂物。”这幅景象颇有意思，看来人到中年的竺可桢体能仍然是非常充沛的，他像年轻人张纲一样健壮，不需要任何借力的工具，徒步登山。

　　这天，他们在九老洞附近就遇到了一队兵士，“押犯人男妇十三人过路下山，乃阴历初抢万年寺之罪犯也。以丁超五翌晨函峨眉县长，兵即来捉，故得破案如此之速。”他们在山下听到的孀妇被抢的事情，正与这些犯人有关，当然山上的匪盗定有收敛，他们也可以借此短暂地平安放心游山了。还是丁超五这个“中央委员”起了作用，当年他是忠心耿耿追随孙中山的人之一。

　　而这天的日记也最有意味，他除写了一天的行程与感受外，特别在结尾写道：“在莲花石对面有弓背山，种黄连甚夥，允敏摘蕊给予尝之，苦极。”其实，这句话是苦在嘴里，甜在心上，而黄连之苦更具象征意义，陈允敏似在表达某种意愿，两人的默契从动作上显现了出来。

　　9月18日，竺可桢一行终于抵达金顶，到了之后，他居然去抽了一签，“稍息至正殿求签，余金顶正殿得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