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瑞金到石家庄再到北京 来源:上海证券报
□丁骋骋
世界各国央行的命名通常有四种情况,但新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我国流通货币“人民币”,命名方式也很特别。这两个名称的来历有独特的历史背景。要追溯其渊源,就要从我党领导下早期的金融事业说起。
纵观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其命名方式通常有四种情形:以国名加银行命名,如瑞典、英国,及后来的法、意、日等国;直接叫“中央银行”(central bank),如埃及、菲律宾、智利等;称“国家银行”(state bank),如瑞士、丹麦等;或以“储备银行”(reserve bank)命名,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等。
新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名称很特别。我国流通的货币名称“人民币”,命名方式也与众不同。这两个名称的来历有独特的历史背景。要追溯其渊源,就要从我党领导下早期的金融事业说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大革命时期成立的各种农民金融组织时就已展开了。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陆续建立了一些银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苏维埃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次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开业,这可说是新中国中央银行的源头。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跟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原有的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合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卢沟桥事变后,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于1937年10月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银行成立后没有发行货币,只通过光华商店发行元以下的辅币。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恶化,边区银行于是从1941年2月开始发行边币(后改为商业流通券),形成了国统区法币之外的独立货币体系。除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西北、华北和华中等地创建了众多敌后根据地,为经济建设和财政周转需要,各根据地建立了相对独立、分散管理的根据地银行,并各自发行在本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各个解放区渐渐连成了一片,这些地区的经济正在恢复和发展,物资交流日益频繁,商民往来日益密切。因此,各解放区的货币随着解放区的合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连片后,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于1947年11月合并成立西北农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后,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察冀边区银行与晋冀鲁豫的冀南银行也合并为华北银行。虽然各大解放区的货币关系已经有了较大调整,但由于全国没有连成一片,各解放区仍存在货币种类版别复杂、比价不一等问题,对各地物资交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带来不便。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把各个解放区的货币和金融业务集中统一起来,已是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任务之一就是筹建全国性银行。
当时,中共华东局工委张鼎丞、邓子恢曾致电华北财办:“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区银行,以适应战争,越快越好。”华北财办主任董必武也在考虑银行的命名,曾任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的何松亭,早年曾留学伦敦经济学院,在根据地长期从事金融工作,他与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南汉宸商量后,建议叫“中国人民银行”。董必武表示同意,1947年10月致电向中共中央请示,得到了肯定回复。
筹备处的负责人认为,创建新的国家银行,不仅要考虑到当时解放区货币的统一,还要和将来新中国的银行名称联系起来,这样华东局建议的“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的建议就没有被采纳。由于解放区各部队在1946年分别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统一为“人民解放军”,而1948年10月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后又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筹备处负责人联想到人民解放军就是将来新中国的军队番号;解放区的人民政府,就是将来新中国的政府名称;那么创建中的国家银行,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不仅与“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器的名称统一,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人民”的银行。
名称既定,华北财经办加速了准备步伐。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和北海银行在石家庄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并开始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币,简称人民币。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把中国人民银行纳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直属单位系列,赋予其国家银行的职能,承担发行国家货币、经理国家金库、管理国家金融、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恢复和国家重建的任务。
到1952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全国垂直领导的组织机构体系;统一了人民币发行,逐步收兑了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全部清除并限期兑换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使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货币;对各类金融机构实行统一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充分运用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实行现金管理,开展“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运用折实储蓄和存放款利率等手段调控市场货币供求,扭转了金融市场混乱状况,按“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配合工商业调整,灵活调度资金,支持国营经济快速成长,适度增加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贷款;便利了城乡物资交流,为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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