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高管离职一般有四种情形:任期届满、被迫下课等

公募高管离职一般有四种情形:任期届满、被迫下课等
2019年08月26日 03:41 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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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公募高管离职一般有四种情形

  蒋金丽

  图虫创意 图

  基金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变更,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基金公司的发展可以迎来质的飞跃;用得不好,最受伤的还是基金持有人。

  走过弱冠之年,基金圈的高管变动依旧“热闹”。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23日,基金公司年内已有21位董事长和26位总经理离任。与去年同期相比,大致持平。

  这47位高管与公司“分手”的原因,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具体来看,大致分为退休或任期届满、内部岗位调整、创业或跳槽、被迫“下课”等四种情形。

  第一种:退休或任期届满

  因退休或者任期届满离职,属于“修成正果”,也是最圆满的退场方式。

  今年已有4位董事长因达到退休年龄告别公募,分别是华商基金李晓安、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于华、新华基金陈重、富国基金薛爱东。其中,李晓安是“续航”能力最强的一位董事长,为华商基金的创始元老,在任时间长达13年。

  因任期届满离职的高管也不在少数,包括4位董事长——海富通基金张文伟、中科沃土基金朱为绎、兴业基金卓新章、华宸未来基金于建琳,以及3位总经理——国投瑞银基金王彬、兴业基金汤夕生、先锋基金齐靠民。整体来看,这7位高管的履职时长在3年至6年之间。

  第二种:内部岗位调整

  除了完成阶段性使命后离场,基金公司进行内部岗位调整亦时有发生,分为升职和降职两种情况。

  年内有5位公募总经理接到了升职的喜讯。其中,有4人被提拔为董事长,分别是交银施罗德基金阮红、农银汇理基金许金超、新华基金张宗友、工银瑞信基金郭特华;蜂巢基金原总经理王志伟则升任公司副董事长。

  有3位基金公司的董事长,则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转任总经理。据业内人士透露,这种情况算不上真的降职,而是为了顾全大局的一种主动让位。

  根据相关规定,董事长不能参与基金管理。想要奋战在投研的前线,就不得不转任其他岗位。比如,睿远基金原董事长傅鹏博在1月份转任公司副总经理;上银基金原董事长胡友联、淳厚基金原董事长邢媛分别在3月份和5月份转任公司总经理。

  当然,也有不幸被降职的。比如,湘财基金原总经理来君就在今年6月降为副总经理。作为这家成立仅一年的公募首任掌门人,在职业生涯的关键时点,这位女将不巧遇上了人生大事——生孩子。

  2月18日,湘财基金曾公告称,公司总经理来君已经结束休产假,即日起恢复履行公司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长王小平不再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然而,回归后不到5个月,来君便遭遇降职。

  第三种:创业或跳槽

  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也是公募高管离职的常见原因。

  上银基金原总经理李永飞便是自立门户的代表。今年4月份,这位不满足于做职业经理人的掌门人,联合8位自然人申请成立了一家新公募——景泽基金,其中包括老东家上银基金原督察长、总经理助理、基金经理等6位核心人员。

  引发争议的是,彼时李永飞还未从上银基金离职,不仅一边谋划着另起炉灶,一边还挖走多位老东家骨干,被指“不厚道”。不过,也有公募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能被挖墙脚的另一面,反映了上银基金自身的激励制度不到位,才会留不住人才。

  另起炉灶是少数人的选择,另谋高就才是常见的路径。今年离职的高管里,官宣了新去向的,还有宝盈基金原总经理张啸川和中融基金原总经理杨凯。

  4月22日,从宝盈基金离职3个月后的张啸川,宣布出任中邮基金常务副总经理一职。而就在2月份,杨凯从中融基金离职,次月便补位张啸川成为宝盈基金新任总经理。有意思的是,这也是杨凯时隔两年后重回老东家。

  第四种:被迫“下课”

  被迫“下课”无疑是最糟糕的“分手”方式。

  今年3月份,恒越基金原总经理毕国强就直接被公司董事会罢免,在任时间仅18个月。据知情人士透露,遭到罢黜是因为毕国强未能完成股东预期的经营目标。此外,他的经营理念和股东方不合,也是导致双方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

  相似的剧情在年内二度上演。8月22日,诺安基金发布公告称,停止奥成文所担任的总经理职务,由董事长秦维舟代为履职。奥成文是诺安基金的元老级人物,不仅参与了诺安基金的筹备工作,而且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超过12年。

  而今年最具戏剧性的一则高管变动,当属国开泰富基金原总经理杨波的离职。7月19日,杨波被爆出“辱骂门”事件。当日,金鹰基金写给广东证监局的一份公文在网络流传。其中提及,杨波在上门拜访过程中,出言辱骂金鹰基金总经理刘志刚,并质问其为何对抗股东。

  该消息被爆出半个月后,杨波便从国开泰富基金离职,难免让外界将其与“辱骂门”风波联系起来。但杨波向媒体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卸任总经理与“辱骂门”无关。其上门拜访,是因与刘志刚之间存在一些私人问题而进行的私人约见,并不是公对公的交流。至于下一站去向,他表示尚未确定。

  变动背后的冷思考

  除了上述四种情况,基金公司大股东变动往往也会带来高管更迭。

  在公募行业,“将帅”分工明确。董事长通常由大股东方委派,主要负责领导董事会,是公司重大事项的主要决策人,一般不参与公司的具体业务;总经理则以市场化聘任居多,也有部分来自股东方,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业内人士认为,两大“顶梁柱”的变更,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基金公司的发展可以迎来质的飞跃;用得不好,最受伤的还是基金持有人。效果好坏,可以通过公司规模变化、业绩表现来判断。

  “对于公司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从这个层面来说,一味地追求高管稳定,其实意义不大。”上海一位基金公司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现有的高管经营业绩不佳,换人也许才是出路。

  对于原本发展稳步向前的基金公司而言,高层变动则是一种内耗。“新领导的管理理念如果与前任差异很大,又带着股东会的目标和期待而来,肯定会做出一些改革。最常见的就是人事洗牌,导致公司短期内不会很稳定。”该人士表示。

  另一位公募中层人士瞿琉(化名)对此深有体会。其所在的公司,在更换总经理之后,公司有一半以上的员工离职,三分之二的部门负责人都被撤换。瞿琉认为,在高管任命上,股东方应审慎决策。一是不能委派非公募专业人士,二是不能将股东方的管理体制强行套用到基金公司身上。

  “要知道,股东为基金公司提供的注册资本不过一两亿,但实际管理着上百亿、上千亿的资金。这些钱不是股东的钱,而是基民的钱。如果因为人事变动影响公司经营,就是间接在损害基民的利益。”瞿琉表示。

责任编辑:常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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