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新古韵小说新境界

原标题：开拓新古韵小说新境界

　　□凌逾

　　古典思想的现代移植

　　当前长篇小说有种新的发展趋势，即开拓“新古韵小说”，葛亮是近些年来锐意开辟“新古韵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北鸢》善用中国特色符号，对京剧、茶艺、纸鸢、书法、绘画、金石、服饰、饮食甚至武术等传统文化均有考究，此种风雅韵致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罕见。该书以民国时期襄城的民族资本家卢氏与士绅家族冯家的联姻为主线，刻写卢文笙的成长史，借家族史，书写近现代史的家国兴衰。不像明清人情小说只是以“珍珠衫、百宝箱”等为重要道具，《北鸢》的风筝符号隐喻丰富，带出主旨寓意，不可小觑，有结构串针、情感隐喻、哲理寓意等重叙事功能。

　　《北鸢》书中每次写到风筝，都选在独特的抒情时刻，见出独特的抒情自我。如写卢文笙与毛克俞谈画，引用徐渭的《墨荷图》款识：“拂拂红香满镜湖，采莲人静月明孤。”论画谈文格调颇高，足可见葛亮艺术造诣。

　　新古韵小说要得古典文化精髓，须处理历史与现实嫁接中虚实不和的麻烦。《北鸢》以作家自身家世为本，还原历史本面，如在目前，招魂有术；时运变异，人力的可控与不可控，命运的起承转合才是关键。其中引用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所言：“人生变化和矛盾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住，无有阻隔”，这正是文学的意义。

　　古意与新意互见

　　新古韵小说虽是虚构，却要见出非虚构的笔力，古意与新意互见。葛亮在古韵小说中浸透、悟透，方才执笔。而且，因所写不是亲历故事，需借重案头工作，以训诂、考据、文献学的学问工夫，打桩立柱，夯实根基，再以小说笔法出之，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既有学者考证工夫，也有小说家对技法、趣味、意境的关注，文字背后有深厚的工夫。葛亮迷恋历史掌故，迷恋和历史、文人传统息息相关的旧事物，自称“喜欢《世说新语》节制的叙事方式、经典的叙事态度，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人性和事物最本质、最内核的部分”；“喜读笔记文学《东京梦华录》、《阅微草堂笔记》等，得两大影响：一是对人物的勾勒，二是在写作涉及历史背景的小说时，重视掌故感。” 

　　新古韵小说不仅要复古，也要出新。中国小说传统多为线性叙事法，《北鸢》超越于此，用双声道并置的叙事法，谋篇布局匠心独运，时空跨度广阔，描写委曲，序次井然，显示出纷繁复杂的时空多线叙事驾驭手段。全书8章，分37节，加楔子和尾声，共39节。单章写卢家，双章写冯家，交错铺叙。全书不仅梳理亲缘家族谱系，也细描师生友人等非亲缘谱系，这是对传统家庭模式的新演绎。

　　兼具温度与热度

　　有学者将新古韵小说界定为“新古典主义”，小说化用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关键还在于求新，谋求建构适应新时代语境的新文化、新气象。如果说，《红楼梦》有老庄道家气象，那么，《北鸢》更有儒释道三合一的气象。主角卢文笙的人格就融合了儒释道三风：抓周抓空，被高人解为无欲则刚、目无俗物，日后定有乾坤定夺之量；自幼寡言少语、木讷憨厚，有隐士风范；年岁渐长，习文弄墨，善良温情，但不是只会死读书的腐儒，当遭遇家国危难时，积极入世，参加革命，经商立业，传承儒商家风；及至看周围至亲好友的诸种人生变故，尾声时，出世的佛家气象渐显。文笙的人格气质正是葛亮心中理想的中国人形象。但全书的儒风更盛，刻画有情有义的百姓群相，不刻写皇帝将相、统治阶层、英雄侠客、才子佳人的滥调，有意演绎现代的新儒风。昭如的原型为葛亮的外曾祖母（太奶奶）昭儒，的确是孟氏嫡传。《北鸢》写得入心入肺，兼具温度与热度，皆因渊源有自。

　　新古韵小说在异质文化的对照中，找到自身的立足点。香港是具有典型的商业社会特性的城市，也许这是促使葛亮书写外公的民国经商经验的因素，也许他在明清拟宋市人小说、民国商人小说中，找到了彼此关联的要点。香港先锋小说多讲究形式的西化新奇，而《北鸢》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向中国古典看齐，因此在香港文坛更独树一帜。

　　葛亮遥想祖辈父辈的乱世流离，耗时七年写就长篇著作《北鸢》——一部“大视野”的小说，将家族、性别、诗书礼乐、民俗工艺置于时代框架之中，出场人物众多，叙事盘根错节，呈现出民国的沧桑与风华。葛亮创造了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文学叙事语言，既典雅又细致入微，写市井风情错落有致，写时代风云开合有度，成就了这位“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独树一帜的抒情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华夏文明末世的颓败天空，《北鸢》是小说家放飞的一只虎虎有生气的风筝。——黄子平（著名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