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寻找一种 古典的文化自信

原标题：葛亮：寻找一种 古典的文化自信

　　□酌光

　　葛亮，文学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现于香港浸会大学担任教席。著有小说《北鸢》《朱雀》《问米》《七声》《戏年》《谜鸦》《浣熊》等，散文随笔《绘色》《小山河》《纸上》，文化评论专著《此心安处亦吾乡》等。作品被译为英、法、意、西、俄、日、韩等国文字。

　　东方气质与西方精神对接

　　酌光：《北鸢》在很多年度评选中非常惹眼，入选了很多年度榜单。在这么多作品中，《北鸢》能够打动评委和读者是因为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很多人也指出这是一部具有东方气质和古典精神的小说，它甚至让我想到去年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琅琊榜》，虽然这么类比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他们确实从不同的界域共同呼唤了一种东方美学的回归。

　　葛亮：在小说层面，我想界定所谓的“东方”以及“东方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概念。长期以来，在人文领域内，似乎“东方”一直由西方来言说。我们自己作为东方人、中国人怎么样去界定它，在当下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个小说里实际上作了一个尝试吧。

　　在《北鸢》中我写到《浮生六记》，这里面蕴含了一种中国人长期所不自知的东方精神，这种东方是非常朴素的，而且原始有魅力。在这个小说里想要表达的中国文学的东方气质和古典精神，可以和当下衔接，同时也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精神对接。

　　酌光：如何去做这样的“衔接”？是不是其中最困难的部分？

　　葛亮：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某种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在某个层面上的对话与衔接感，文笙说克俞画的荷花总是差了一点东西，他是一味地要将对中国绘画的理解嫁接于西方，因为当时的画家都在做这个努力，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林风眠，而我的祖父就是林风眠的学生，他同时又是潘天寿的学生，潘天寿和林风眠其实在某些艺术见解上是意见相左的，潘就觉得林风眠太西化了。我就是借用文笙的眼睛，想要表达的就是东方艺术的变体，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缺失了什么，就是“言志”的成分。

　　我们中国人在表达艺术的时候，是一种自我言说渗透的方式，它不见得有明确的坐标系，这是一种古典的文化自信。但是后来这一块慢慢剥落，比方你到了日本京都，他们一定会介绍东大寺给你看，因为这是自唐代以来的非常恢弘的木结构的建筑，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也有，比如大同的华严寺、平遥的双林寺。但是，古典的精神失去了，一旦我们开始试图寻找坐标和参照系，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于我们还更倾向从邻国去寻找我们丢失的东西，比如从日本，这是蛮让人遗憾的地方。

　　价值观与语体实践

　　酌光：这些年大家都在重新评估“五四”对我们文学传统的影响，您是怎么看的？

　　葛亮：“五四”有一点让我觉得值得思考的地方，王德威教授也谈过，就是现代性被压抑的那一部分，在近现代的过渡期，实际上中国也出现过非常好的一些小说，比方说科幻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了写《北鸢》，我看了大量的民国小说，甚至包括更早至晚清的《小说林》、《新小说》等，当时的四大小说刊物，他们那种审美非常迷人的部分在于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已经意识到旧的东西是需要变革了，这段时间的东西非常迷人，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这种朦胧的审美意识中断了。我们发展了现实主义中间最安稳的一支，把其他东西都压抑掉了。早期有些白话诗，现在看似乎无足观，但是当时就很有意义。它的核心意义就是怎样要立新，首先要破旧。“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当时说得理直气壮。《北鸢》其中的一部分是在推陈，但有一部分保留下来，我其实是想通过我的努力，把一些已经淡薄掉的东西捡拾回来。

　　酌光：您的这部书写了七年，为什么写那么长时间？

　　葛亮：前面三年案头工作就已经做了100万字，我并不觉得时间很漫长，《朱雀》当时也写了5年。去写这部小说有一点意外，我的祖父已经去世多年，而他的好友王世襄先生的去世又给我很大的情感冲击。以王爷爷的性情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不在乎的人，但是他为一个去世多年的老朋友，为了他著作的出版，不遗余力地奔波，你会体会到那个时代的人情的重量。有些评论说这个小说里面体现出了价值观的东西，包括了“仁义”的部分，我写的时候未必有这样清晰的意念，但是那个时代的所谓“信义”，是有重量的，最终渗透于字里行间。

　　小说里有不少“等待”与“承诺”的场景。比如龙师傅一年为文笙做一只风筝，每年如此，一直到第四代，这也是一种承诺。文笙和仁桢最终走到一起，相识、相认到相知实际上也是二十年的承诺。中间有一个场景，我认得你，我也认得你，其实是在长久等待中交汇。包括在文笙家里遭软禁期间，仁桢在楼上等他。偶遇永安，两个人的对话中，我用了“信如尾生”这个典故。以现代的价值观言，尾生为守承诺不惜放弃一己生命，是不明智甚至愚笨的。但往深处想，却十分动人。

　　酌光：在这部小说里最难处理的部分是语言的问题吗？

　　葛亮：最大的挑战还是所谓文化定位的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舶来的问题，怎么样去恢复中国文学在传统这一脉上的自我生长的体系，我早期的阅读训练对我是有影响的，小时候看笔记体小说，会有难度，如果当时不是有父辈影响的话，在我那么小的年纪可能就会放弃，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大有裨益，很小的时候树立起了对于某一种语言的语感，对于语言的审美，所以我写《北鸢》的时候，要寻找自己语体的时候，它就派上了用场。

　　当时白话文运动进行到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局限于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比方说胡适、钱玄同他们几个人，甚至当时很多国学大家也很不认同，最典型的是章太炎，当时它被认为是一种“信而不顺”的语体，把白话的内容，现代的内容融合到所谓现实主义的表达当中，所以我在选择《北鸢》的语言的时候，我希望它既能做到和那个时代匹配，这是“信”的层面，同时要做到“顺”，当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仍然能体会到它的美感，不是那么难以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