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信“内容为王”， 文学期刊大有可为

原标题：坚信“内容为王”， 文学期刊大有可为

朱燕玲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郑晓欣 陈莹

文学期刊是文学史的一个侧影，它承载着文学与时代的记忆，讲述着文本内外的故事。2019年是《花城》创刊四十周年，四十年来，《花城》见证且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流变。自1979年创刊，《花城》始终支持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独立建树的写作，被誉为全国纯文学期刊中久负盛名的“四大名旦”之一。四十年来，《花城》曾首发过许多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地位的作品，如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顾城《英儿》、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白银时代》、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在“《花城》四十周年遇见·第七届花城文学奖”颁奖晚会之际，《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梳理回望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展望文学期刊的前景未来——

不忘文学初心，保持先锋姿态

羊城晚报：今年是《花城》杂志创刊四十周年。如何梳理这段历史？

朱燕玲：这四十年的时间，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979年创刊到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一个时期；然后新世纪以后是一个时期。我觉得这三个时期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

八十年代，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特别开放，广东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花城》诞生于此，它就有一种开放的基因。我们再看一下八十年代发的作品就能发现这个特点，那个时候的《花城》就显现出一种敢作敢为的气质。

九十年代后大背景不同了，这时候的《花城》转入到实验文本、“先锋文学”的主要阶段。现在总是说《花城》是“先锋文学”的摇篮，是“先锋文学”的重镇。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从九十年代至今长时间地关注“先锋文学”，另外一个就是在《花城》成长起来的一些作家们比较长久地保持一种先锋的姿态。早期的一些作家比如苏童、格非，他们在我们这里也发了不少作品，但评论界认为他们后来转向了写实。和《花城》关系更紧密的一些作者比如吕新、北村，他们的一些最重头的长篇小说都是在我们这里发的，后来还有毕飞宇、东西、林白、陈染，这些都是在九十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这些人好多至今还是保持着一种非常独立的姿态，也可以说是先锋的。

羊城晚报：进入新世纪，互联网迅速发展，《花城》的发展有什么变化吗？

朱燕玲：从九十年代开始，纯文学杂志经历大滑坡，但《花城》一直是比较淡定的，这可能跟《花城》本身一直在广东这个经济很发达的地区有关。我们一直还是保持初心，在杂志上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变动作，坚持文学的本质，这是最重要的。前几年我们开始做公众号，公众号零售的订数又可以补上之前邮局失去的那些订户。事实上，这几年我们的订数并没有减，反而有一点点上升。

借助湾区利好，文学阵容可期

羊城晚报：《花城》与本土文学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朱燕玲：其实有一些指责，延续了好多年，说我们不发广东作家的作品，对广东作家关注少，这个是不客观的。其实我们数一下，根本不少，每年都登不少。但是至于这个作品登出来有多大影响，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发出来不代表有影响，有没有影响是客观的事情，我们跟广东的优秀作家关系也都非常好。

羊城晚报：现在文学期刊跟作者的关系与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朱燕玲：有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是毕飞宇写我的，《青梅竹马朱燕玲》，发的时候变成了《我的青梅竹马》，后来毕飞宇认为还是应该改回它原来的名字，他觉得这样更好。现在来说，我们的年轻编辑们就挺羡慕我们，说你们那个时候还能找到一个青梅竹马的作者，相当于一起长大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年轻人。毕飞宇说当时看到我都有点失望，因为崇老嘛，以为会见到一个老先生，结果看到是个小编辑，就觉得有点失望。那时候的交往和现在不一样，尤其当时八十年代期刊都有那种改稿会，像我们还有类似花城出版社的招待所那样，作者就会过来改稿，当时周梅森可能都来住过一个两个月什么的。现在人的注意力分散了，像我们工作量已经是无限倍地增多了，我们不可能仅仅办一个杂志了，还要办活动、出图书，人的精力就已经分散很多了，这个时候我们跟作者的关系就不能像原来那么密切了，但是本质上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吧。因为作者也都忙嘛，那么也不可能跟一个编辑一直保持非常长久、排他性的那种关系。可能这个问题大家都有，文学界的跟你平时的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

羊城晚报：《花城》早期跟港澳地区也有联系，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有什么新动作？

朱燕玲：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动作，九月份出的第五期《花城》，所有订户会收到我们出的两本杂志，一本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特刊，我们就相当于来了一个巡礼，看看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作水平到底怎么样。特刊的这些新作者，不是功成名就的作者，但整个阵容挺不错，假以时日，希望有的作者能成长起来。有大湾区的政策的利好，也许是一个机会。

互联网是机遇，纯文学有优势

羊城晚报：互联网对文学期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朱燕玲：互联网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我觉得恰恰给文学杂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我们绝对要乐见科技的进步，我觉得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第一，它给人类带来的好处绝对是远远大于弊端；第二，你去反对也是没用的，你只能是想想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应对。从我们办刊这方面来讲，确实就是载体变了，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也没什么可悲伤的。你从竹简开始到现在，载体变了多少？但是内容为王，这个是不会过时的。所以我们仍然有用武之地，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文学青年一辈一辈地出来，不会少的。虽然它不会像八十年代那样全民的，文学人像坐在一个神坛上一样，现在社会进步了，多元化了，人的兴趣也分化了，比如说互联网，载体变了，内容形式、阅读方式各种都会有变化，读者们的兴趣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是个进步，是好事。

羊城晚报：文学期刊是如何在这种时代的变化里自处？

朱燕玲：我们坚信“内容为王”。你看前几年的IP热炒得多热，某一个东西几百万都有人买，在我们纯文学看来那个东西并不怎么样，但是人家就能卖到这么贵。最近我感觉这个潮流又开始回来了，很多影视公司来找我们，要我们提供好的作品。其实大家还是在找好的作品嘛，到最后那些胡编乱造的人们也不喜欢嘛。我觉得这个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一样，我们看好莱坞有一些影片也觉得很烂呀，他也没有好编剧，没有好故事。这个好故事不是你瞎编，而是你一定要对人生有非常深入的体验，你需要有知识储备，你的世界观都要跟得上才行，我们纯文学期刊的作品就有这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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