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长效推行需“赋能、赋权、赋予意义”

　　垃圾分类长效推行需“赋能、赋权、赋予意义”

　　韩文

　　近日，北京市、区、乡镇约1.5万名人大代表陆续分赴基层，围绕生活垃圾是否强制分类，是否对违反分类投放要求的单位和个人设定罚则等内容，听取市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收集的意见和建议将为修订《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提供参考。该条例修订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而在此前，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一段时间以来最热门的城市新闻之一。

　　应该说垃圾分类是城市管理者和公众达成高度共识的“城市运动”，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各种吐槽、调侃的背后，其实是公众认同和希望积极参与的心理。这是做好这项工作最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垃圾分类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否长效推行，管理部门、公众会不会“热乎劲儿”一过就重回旧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鉴一些企业提高员工能动性的做法，让更多市民更多群体更主动地参与进来，和市政部门相互配合，把垃圾分类持续推行下去。

　　随着经济的发展，员工的素质和收入虽然不断提高，但仔细观察规模大、管理现代化的企业，你就极易发现，好的环境并没有带来高效率，员工，尤其是基层员工普遍存在能动性不足的问题。这时出现了要对员工“赋能、赋权、赋予意义”的理论。简单地说，通过提高员工工作技能，能够解决胜任和效率问题；通过提高基层员工的决策权，能够解决科层体制下的主动性问题；通过树立企业愿景、给工作赋予意义，能够解决长期保持积极性的问题。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有针对性，能够有效提升员工能动性的方法。在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中，我们不妨借鉴这个方法。

　　赋能，最主要的就是提升市民垃圾分类的“专业程度”，教市民能准确将垃圾分类，并准确投放。这个事情看似简单，但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从上海条例实行的情况看，如何分类是困扰市民的最大问题，吐槽也多集中在此。有专家表示，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需要达到85%以上，这个比例就是北京这样的城市，也相差甚远。而诸如各地分类方法是否科学、过期药物算哪类垃圾等问题，也引起广泛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市政部门、媒体、专家、志愿者还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种赋能是如何让更多群体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比如在大城市，每个小区都有固定的以收废品为生的人员，城市中还有一些拾荒者。他们甚至可以处理居民除厨余垃圾外的大部分垃圾，若扩大他们收捡垃圾的种类，给予相应鼓励，充分调动这些群体的积极性，更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也是实现垃圾分类目的的重要途径。赋能也包括怎样更好地方便市民处理垃圾。厨余垃圾是垃圾分类实行后市民比较难处理的垃圾，产量大，分时投放、垃圾袋分离会产生存放、味道等多种问题。各地政府应该在垃圾分类中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服务，赋予市民更多的方便，比如智能垃圾桶、专门的垃圾袋，包括垃圾粉碎机的推广，甚至市政管道的逐步改进。据报道，美国就在厨余垃圾生产量较大的单位和居民家庭厨房积极推广使用“厨余垃圾粉碎处理器”，将垃圾粉碎后排入下水道，然后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再生循环处理。2009年，“厨余垃圾粉碎处理机”被列入美国国家绿色建筑标准。目前，80%的美国新建住宅中都装有食物垃圾处理器。这些赋能有效地减少了垃圾产量，能够让居民更好地进行垃圾分类。

　　赋权，就是要让居民对垃圾分类有更多的知情权。垃圾分类分前端和后端。居民的分类、投放是前端，运输、处理是后端。应该说，为了更好地进行垃圾分类，居民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成本，且不说分类的专业性，就是分类存储、分时投放，就要投入很多精力、物力。前端这么麻烦，这么费劲地分类、投放，后端是不是能够保证也是这么严格地按标准操作，能不能实现分类处理的效果，会不会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是居民非常关心的问题，直接关系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和积极性。相关部门当然会说，我们一定按标准操作，一定做到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但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如何做到的，这个知情权一定要赋予市民。另外，垃圾分类效果如何，究竟给城市带来多少效益，也应该让市民充分知晓。有文章称，垃圾分类最为“变态”的日本，大家费尽千辛万苦分类的垃圾，最后70%也是焚烧处理。这个数据未必代表存在问题，因为垃圾分类的目的是逐渐减少垃圾，提高垃圾再利用效率，多少被焚烧并不说明什么，但这个数据容易产生争议。我们会不会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更多地解释和沟通。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的管理部门、媒体，对前端如何分类、如何投放、如何惩戒，解释、报道的多，对后端如何分类运输、如何分类处理，分类产生了哪些效益，解释、报道的相对较少，这是垃圾分类下一步急需补足的一课。

　　赋予意义，是指给垃圾分类赋予更高、更深刻的意义。如果把垃圾分类的意义简单地归结为环保、为城市改善环境上，很难保证公众长期参与的热情，因为垃圾分类后，居民付出增加，但不会很快得到直接的好处，也不会很快感受到直接的效益。这种认识很难让社会管理部门认清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容易使垃圾分类像减少使用塑料袋一样，效果大打折扣（有些报道甚至称一些地区“限塑”后，塑料袋垃圾量出现反弹）。我们必须认识到，垃圾分类是一种公民义务，现在各地推广垃圾分类不啻是一场改变公众行为习惯的运动。这样居民才会逐渐形成自觉，社会管理部门才会对改变公民习惯下更细更实的功夫。我们看到，上海制定对违反垃圾分类条例的行为最高处以200元的罚款。北京市政府领导表示，北京的处罚不会低于这个力度。而深圳则拟对垃圾分类给予奖励。惩罚、奖励，都是改善公众行为的有效措施，还包括教育。有报道介绍说，北欧一些国家垃圾分类做得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小学就开始进行垃圾分类的教育，而且这项课程进行了几十年。不论惩罚、奖励，还是教育，改善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基础，都应该是让公众知道这是公民的义务，对应相应的权利，是必须做到，应该养成的习惯，而不仅仅是对权力部门的配合。

　　垃圾分类在我国推行了很多年，效果一直不是特别理想。今天，这个问题得到了空前重视，而且取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局面，赋能、赋权、赋予意义，把这项工作持续推进下去，让垃圾分类带来最大的社会效益。

　　作者为财经媒体人

责任编辑：覃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