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齐泽克（下）】 “追求幸福”是当下最鲜活的意识形态

原标题：【专访齐泽克（下）】 “追求幸福”是当下最鲜活的意识形态 来源：界面新闻

记者 | 王磬 发自卢布尔雅那

编辑 | 崔宇

（接上篇）采访过半，齐泽克谈论的话题从世界格局转向了个人生活。

他谈及幸福，认为“追求幸福是当下最鲜活的意识形态”。他指出，幸福是一种副产品，但不该是人们生活的终极目标。他谈及婚姻，表示不希望婚姻制度消失。并指出，正是因为失去了经济功能，如今的婚姻才能成为最纯粹的承诺。他批判消费主义，认为消费行为并不只是在购买商品，还有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归属价值；但他也批判对于消费行为的过度批判。他批判左翼精英对于盛大革命的幻想，坚信革命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被感受到才具有意义。

界面新闻：说回跟“龙虾教授”彼得森的那场辩论，除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辩论主题里还有个关键词是“幸福”。你最近也在很多个场合公开谈及了“幸福”的概念。但它们给我一种印象…

齐泽克：我并不相信幸福。

界面新闻：这么说你是反对幸福的。

齐泽克：也不是，我当然不想见到人们受苦。我的意思只是，我并不认为幸福可以指代一种令人满意的普适性的生活方式。你不能通过直接把它设定为目标来得到它。在我和彼得森的辩论中，我提出幸福是一个必要的副产品。假如你为其它某些东西而奋斗，它就会随之到来。它只以副产品的形式出现。如果你只把幸福当做目标，那总是会导向自我毁灭的。

界面新闻：如果终极目标不是幸福的话，那它应该是什么？

齐泽克：我不知道。它可以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教条。当然，理想地看，你得找到自己的志向，你深入地检视自我，发现或者选择某些东西，譬如做一个好的工人、作家、舞者或是别的什么，可以是任何事情，然后你就一心专注于此。我认为这是当代人所缺乏的东西，缺乏这种专注于某些东西并为之奉献自己的一生的能力。

界面新闻：现在国际上也有许多关于幸福指数的排名，许多欧洲国家都排在前列。可能确实有些人就是会天然把幸福当成目标，另一些人则会在事业受挫之后说，那我追求家庭和个人的幸福好了。在一些国家里，让民众专注于“小确幸”的生活甚至成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在你看来，幸福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齐泽克：确实如此。我们也都知道“追求幸福”是写进了美国宪法的，虽然美国人会更小心地使用这个搭配：他们不说幸福，而是说“追求”幸福。你一直在追寻某种东西但永远得不到它。但我认为这种说法都仍然过分了。对我而言，幸福生活的典范究竟是什么？我想要做一些事情，例如写一本优秀的哲学著作。我为此疯狂工作了两年，完成了这本书，如果它真的很优秀的话，我自然会为此感到幸福，但我并不是为了幸福而写这本书的，而是因为有某种东西在推动着我。

这就好比坠入爱河，我很喜欢这个富有挑逗性的例子。当你与某人热恋时——这里我指的不是什么崇高的精神之爱，而是生理意义上的性爱——这不是幸福，而是一种痴迷（obessesion）。想象一下，当你处在热恋当中，你整天都会想着它，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职业以及许多别的东西。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所做的许多伟大的事情，都是一种痛苦的迷乱。你是如此地在乎某些东西，以至于忽视了其它你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但我认为这是活得有创造性的不二法门。如今的消费主义文化大力将我们推向所谓的“幸福”，同时阻碍了前面所说的这种全神贯注。

界面新闻：你曾经也提过，幸福容易成为资本主义的某种输出物。

齐泽克：是的，这是商品的全部承诺之所在。我们都知道当今要怎么去推销一件商品，推销商品不只是卖出一件产品，而是推销与这件产品相关联的一切价值。例如，在我年轻的时候，牛仔裤就象征着一种反社会主义的姿态，象征着我想成为美国人，变得和美国人一样，尽管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道理是适用于所有产品的。这种意识形态依旧在起作用，哪怕对于很多持环保立场、有生态主义倾向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如今我有的朋友们特别热衷于购买有机水果，但我觉得他们并不真的相信这些苹果更好，而是一种象征社会团结的姿态，象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界面新闻：是指那种，“你是某些东西的一部分”的归属感？

齐泽克：对，你是某些东西的一部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应当随时铭记在心，消费主义从来不只关乎产品，而是关乎产品的意义。我特别喜欢举一个例子，我的朋友里有做医生的，他有一辆吉普车，就是那种专为乡间而设计的、有大轮子的重型汽车。他住在市中心，车只用来去医院上班，但他买这辆车的理由很明显。这辆车的意义在于让他显得像一个来自乡村的硬汉，即便你本来不是，在你买了这辆车以后， 他就把这辆车融入了自己的个人认同里。

如今各种产品琳琅满目，我们之所以购买它们，不只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在于它们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或者说社会性内涵。这种内涵也可能是进步主义的，譬如透过购买有机食品来显示自己与自然的亲近，但这仍是意识形态。我深信，这种日常生活里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人们或许会说，意识形态如今已经死了。他们可能只注意到了作为一种体系的大型意识形态，而没有留意到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中。正如你刚才所言，如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幸福。我不太清楚中国的情况，如果你看一看西方，不难发现，做一个基督徒、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或者民主斗士如今已经不再是重要的目标。今天的社会告诉你要完全做自己，过幸福的生活，要有满足感等等，现状就是如此。这就是如今最鲜活的意识形态。

我经常会诉诸一个你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子，马克思曾经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主张，如今还有两样别的东西也是“人民的鸦片”：一是“鸦片”，二是“人民”。所谓鸦片不仅是指它作为一种化学品或者药物，而在于你需要它来保持心态。我曾经在某个地方读到，在美国大学乃至于整个学术与出版界，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教授和学生或多或少都使用过佳乐定（Xanax）之类的抗抑郁药。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我们离了它就没法活下去。“人民”则是指民粹主义。它通常又表现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等。当人们说起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犬儒化的、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我都会不禁发笑。这个时代确实很犬儒，但并不是后意识形态的。如今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有增无减。

界面新闻：那么，你自己是否认同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齐泽克：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我对此持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个负面词汇，它指代某些错误的东西。正如毛泽东所言，当你使用一个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矛盾时，就会掩盖冲突。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当然都反对种族主义、骚扰，暴力，但我们倾向于从“宽容”（tolerance）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但我很不喜欢宽容这个概念。所谓的宽容更多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我宽容你、你宽容我，进而相互宽容。它把社会斗争转变成了文化斗争，好像反对种族主义就在于美国人要宽容墨西哥人。对我来说，这是意识形态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的绝佳案例。当你使用一个概念来标示一个真实的问题时，这个概念反而把问题神秘化了。

对我来说，这是与哲学相关的问题。我们哲学家不能提供答案，比如我就不懂怎样处理生态问题。但我想我们可以向人们好好展示，帮助他们提出正确的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案的前提，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而哲学家正擅长祛魅。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已经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是今天的哲学家们的任务。

界面新闻：我们今天的访谈也要接近尾声了。结束之前，我还想请你回答两个来自我们读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婚姻有关。与世界上的许多国际大都市类似，中国也有许多城市的离婚率接近五成，这意味着半数的人在结婚后都会离异。这位读者想知道你的看法：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是否会渐渐消失？

齐泽克：我希望它不会消失，但我倒不是个老顽固…婚姻正丧失其经济功能，以往它有决定谁来继承财产的作用，但现在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功能了。但正因为它失去了经济功能，如今的婚姻才能成为某种美妙的东西，成为最纯粹的承诺。你只是向社会表明，我在乎这个人比别人更多，我想要这样……这是为我而设的。婚姻如果指的是与某人共享世界的承诺，那它是可以存续下去的。性、充满激情的夜晚对我来说是美妙的，但我们都知道，你总得醒过来，对吧？那才是问题。对我而言，这才是真爱的开端。你知道，我们不仅是在做一些日常的琐事，还是在耐心地维持微小的日常性仪式，要过日子，诸如谁来打扫厕所，谁来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等等。这些小型的仪式很美好。我们如何准备早餐？我认为这是婚姻的真正奇迹。两个人的承诺。你的读者听了这些也许会有些失望。我并不相信流行的多角恋的理念，诸如我可以同时爱很多人……

界面新闻：你指开放关系？

齐泽克：我不是个道德卫道士，人们如果这么做了我无所谓，但对我自己而言，婚姻是有绝对排他性的，只能爱一个人。怎么说呢，开放式婚姻或者开放式关系经常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旨在满足我的不同需要，或者是有知识含量的闲聊，或者是高密集度的性爱，或者只是单纯地找乐子……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爱。爱不等于满足你的需求。爱要更形而上一些，它关乎绝对的信任。爱是我没法离开你而生活，我决定为了和你在一起而作出根本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没法预测未来的走向，只能说最好不要让婚姻消失。在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界，如今最流行的意识形态就是拿自我做实验，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意识形态。不要绑定在某个东西上，要尝试不同的伴侣、不同的性取向。如果你是个异性恋，那就尝试一下同性性经验，或者找一群人来做一些放荡的实验。我觉得这些不能让我感到满足。

我还是信奉绝对的承诺。爱不等于四处寻觅惬意的性生活，爱是你在某个契机上发现了某个人，接着你发现很难离开对方而生活，并决意要改变自己，要作出承诺。就算婚姻的经济功能正在逐步丧失，上面这一点也还是不变的，两个人的决定并不只关乎性，诸如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是基于双方都做好了共同缔造一个世界的准备。任何处于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当中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而这也是它真正美妙的地方。你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小型仪式，譬如两人晚上出门散步，决定两人的分工等等。这是爱情关系里最困难的环节。需要走出野性的激情，实现改变，构造整个世界以及你们的生活之道。仅就这一个理由来讲，我就不认为婚姻是什么过时的、反动的老黄历，而是你所能经历的最为美妙的事情之一。

界面新闻：第二个问题与你刚提到的这些日常仪式相关。作为一个思想者，我们可以有许多漂亮的点子。我们想要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们欣赏马克思主义等等。但一旦进入日常的实践就很难落实。例如，我完全明白消费社会的弊端，但我还是得买东西。

齐泽克：只有虚伪的知识分子才会那样说，我跟你保证。如今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可能还要犬儒得多，而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我和妻子甚至写过赞赏某种程度的消费主义的文章。我也得接一下地气，要与时俱进。假设你是个普通的工人，你没有挨饿，但你只是勉强维生，只有微薄的积蓄。你难道不应该每两个星期去一次小型的购物，放开手脚买一些也许完全用不着的东西吗？为什么不解放一下自己？这是为了真正的满足。在爱情里，我们送给别人的礼物也不应该是实用的礼物。这正是为什么，如果你有钱，你就送金戒指之类的东西。爱的表达就应该是无用的。与此同时，我对那些喜欢贬低穷人消费习惯的富人也嗤之以鼻。一个普通人跑到街头的药店里买一些根本没用的面膜或者洗发露，这是很好的，为什么不这么干呢？这也是一种解放的形式。

一些愚蠢的精英主义左派常犯的错误，就是幻想着盛大的革命。在雅典或者伊斯坦布尔的广场，组织几百万人，来一场运动。但我要说，革命的试金石在于第一天之后所发生的事。经过半年的革命和动荡，一切都恢复到平常生活。你能感觉到那个层面上的改变吗？我认为这是革命最有趣之处。我们如何回归日常生活？事情真的发生了变化吗？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了？在这一层面上，我持有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态度。

例如，我对1968年欧洲的性革命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运动有很多批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那就是这群疯狂的“60一代”确实让我们的生活不同于以往了，例如对待不同性取向的态度，对待女性的态度等等。以前无论是略带种族主义倾向、对同性恋开不雅的玩笑还是贬称女人是疯狂且歇斯底里的，尚且可以得到公众的容忍，现在这些东西则不可能登堂入室了。这确实是一种进步，对此我是个现实主义者。

这不是高高在上的进步，而是日常生活以及日常行为里的进步。人们总是说我们是一群疯狂的哲学家，但我们更像是蛮横的现实主义者。与此同时我们对那种激动人心的愿景也保持怀疑，比如百万人上街怒吼。我的问题始终是：革命第二天，你在家醒来之后会做些什么？革命必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被感受到，否则就只是在浪费时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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