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们口中的滦平方言成了普通话

原标题：没想到我们口中的滦平方言成了普通话

1953年普通话标准语音被采集者之一 白凤然：

外国留学生向“语音七老”学习普通话留影。

河北承德市滦平县金沟屯，80岁的白凤然接受记者采访。

一座“普通话之乡”的石刻矗立在滦平县。（图据新京报）

▲位于金沟屯小学的“普通话语音采集地”石碑。

“语音七老”之一：88岁的周立信。

“语音七老”之一：76岁的郝润德。

2018年11月，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三江小学上推普和书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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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施诗晨李雨心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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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生活的这些发展变化，与70年来中国语言规划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览70年来中国语言规划，可以看出明显地迈出了三大步：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49年至1980年，语言规划主要完成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是周恩来总理1958年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会上所做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提出来的。　　推广普通话，是最为重要的语言地位规划。国家层面使用的语言具有两大功能，一是象征意义，一是工作通用。当年做地位规划时，不叫“国语”而叫“普通话”，后来又称“国家通用语言”，其规划理念一脉相承，显然都是着眼于“通用”这一语言交际功能，而不刻意强调其象征意义，或者说其象征意义是通过“通用”间接体现的。在地位规划的同时，通过普通话规范和推普方略，也在进行语言的本体规划、习得规划甚至是声誉规划；在60余年的推普实践中，还进行了语言的功能规划，注意处理普通话与方言、与民族语言、与海外华语的关系，构筑了国人语言能力的基础平台，在提升中华民族的语言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如果前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改革”的话，自此语言文字工作则进入建设期。最为可贵的是紧盯远方的信息化目标而进行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这一时期的“三化”工作，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普通话的地位，提升了普通话的声誉，也为今日迅速发展的语言信息化奠定了汉语和民族语的语言文字基础。　　过去，中国的语言管理主要靠经验、文件和领导讲话。这一时期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进步，国家和地方也制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总计约有1400部。这些法律法规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语言生活秩序、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摘录自《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

没有儿化、省字、尾音等语言习惯，河北滦平话成为了普通话语音采集的样本。有人开玩笑：“学普通话，原来学的是滦平方言。”

　　金沟屯，与北京只有一山之隔，但要去到那里并不方便，需要更换三种交通方式。动车只到承德，大巴穿梭于承德、滦平两地间，从滦平前往金沟屯，还要乘坐出租车。　　“所以金沟屯来个外人，大家一下就知道了。”76岁的郝润德开口就是一股“播音腔”，作为“语音七老”之一，他对记者的来访并不意外。　　66年前更是如此，任何面生的脸孔一进村，都会引起村民的疑惑和讨论。　　“更不用说那两个陌生人了，二十七八的年纪。他们在村里走家串户，逢人便问家里情况，一会儿问家里有几口人，一会儿问今年粮食够不够吃。”郝润德说。　　“当年只是听说好像是从北京中央来的人。”周立信今年88岁，是“语音七老”中年纪最大的。年轻时，他当过农民，也转过工人，后来做了村里砖头厂厂长。那会他刚结婚不久，房屋窗上还贴着“喜”字。那天吃完午饭，正出家门口，就碰上了这两位陌生人问他讨水喝。“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就引到家中喝了碗水。看到我窗户上的‘喜’字，就问了问我家中情况。没聊太长时间。”　　提起1953年的那段故事，郝润德的记忆则更清晰。2014年时，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曾联合录制公益广告“学好普通话，圆梦你我他”，郝润德便是出镜第一人。当年尚且年幼的他，以为自己参与的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1953年，10岁的郝润德正在金沟屯读小学三年级，课上到一半，校长领着两个陌生人进来，默默地在教室后听了大半节课。　　下课后，郝润德连同几个同学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让我背课文，我就随口背了一首唐诗。我记得是《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如今，76岁的郝润德再次面对镜头吟诵起这首唐诗，发音已有些混沌不清了。前些年，老人生了一场病，卧床休息了好一阵，“现在不行了，当时说话多脆生、好听，现在都老喽。”　　与郝润德一样，白凤然也是当年被叫到办公室的学生之一，他说：“两人天南海北地问了我一通，我就回答。他们又随手抽了一份报纸给我，念完之后，又念了课文。”　　两位陌生男子走后，关于他们的故事还在村中传了一阵，后面也就慢慢湮没在岁月之中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金沟屯的村民都不知道这两个从北京来的年轻人，到底做了什么。后来，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与推广，当年的事情也慢慢明朗起来——原来，两人就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的语言专家，来到金沟屯，为制定中国通用语言规范进行取音考察。　　两年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同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里面提到推行普通话的重要性：“普通话是为全民服务的。”　　如今，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达70%以上，成为中国和中国人最为重要的语言。　　郝润德、白凤然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年自己背诵的古诗、朗读的课文，原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白凤然说，从后来普通话的标准来看，滦平的方言语速适中、字正腔圆、直接清晰。“当时北京的专家来，就觉得我们这儿人说话好听，大家都听得懂。”

　　至于为什么偏于承德市一隅的滦平县，当年能够成为普通话标准音的采集地？“语音七老”之一的白凤然给出了两个理由——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时间追溯到遥远的明朝。明成祖朱棣做出迁都北京的重要决定，并下令将古北口外的居民和军队全部撤回长城以内，以巩固统治。在该命令之下，滦平一带成为了无人区，此后200多年杳无人烟，当地的方言基本消失殆尽，为后来北京官话的发展普及提供了沃土。直到明朝灭亡，清兵入关，滦平一带才慢慢有了烟火气。康熙年间，康熙帝在承德建立避暑山庄，滦平成为了皇家在北京与承德之间往返的重要通道。之后康熙帝废止圈地令，鼓励旗人从京畿等地再迁到古北口外开发荒地，并在滦平建了二十四庄，包括五条御道、八大行宫、二十四黄庄等清朝的组织机构。“滦平大多都是满族，金沟屯当时正是从北京一带迁来的旗庄。”白凤然说。恰逢当时，清政府正积极学习汉语言文化，推行北京官话为清朝官场使用的标准语。滦平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旗人居多，加之来往多是王公大臣，所以受北京官话影响久远。而北京官话，正是后来普通话的前身。“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之后各地移民不断涌入，到后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儿化音、省字。但咱们滦平话，就比较‘硬一点’，更接近普通话。”白凤然说，从后来普通话的标准来看，滦平的方言语速适中、字正腔圆、直接清晰。“当时北京的专家来，就觉得我们这儿人说话好听，大家都听得懂。”“长大到外地念书，老师和同学都说我说话很标准，我细细一想，咱们滦平县的人，说话好像都挺标准的。”白凤然后来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他说回看自己的人生，像被这根隐约的细线牵带着，很多事情都是顺理成章。

　　2012年，借助河北省开展方言整理与保护工作的契机，滦平打出了“中国普通话之乡”的文化名片，并很快得到广泛认可。
　　近些年，滦平“普通话之乡”的名号越叫越响，因为66年前的那件事，退休在家的白凤然也不时接到一些新“任务”。“新闻联播的李瑞英老师和教育部一位副部长来滦平开普通话相关的会议，我也参加了。2013年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采集，我也参与了。”白凤然说。
　　2018年9月，白凤然更是登上央视《开门大吉》栏目，讲述自己和普通话的故事。用滦平县副县长孙立侠的话说，白凤然已经成为滦平普通话的代言人了。
　　老村长姚凤元说，自己偶尔跟白凤然在内“语音七老”重聚，他们都不免感叹，自己无意中做了一件有着如此重要意义的事情，“因为普通话的推广在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上，都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
　　1953年发生在金沟屯村的那件小事，没想到在之后的数十年时间中，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不仅消除了国人之间的语言隔阂，而且还成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首选语言。　　前些年，郝润德还教了不少外国朋友学习普通话，在他记忆里，一位白俄罗斯学生和一位德国学生的发音都还挺标准。　　现在，走进滦平，一块刻有“普通话之乡”的石刻矗立在显眼处，似乎在宣告这座小县城，曾是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现代标准汉语的名称，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　　普及普通话，推行简化字，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对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起到了深远的作用。　　如今普通话，已经说出国界，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媒介。许多国际组织把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汉语教学在170多个国家开展起来，其中70余国纳入了基础教育。　　全世界，都在学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从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到1998年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再到2001年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推广和规范使用普通话的脚步从未停歇。

　　若要说推广普通话的事业，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而事实上，近代史上不同时期都有过推行语言统一相关的举措和尝试。　　如果从1911年清末确定官话为国语，民国初期推广国语算起，中国努力推广标准统一语言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00年。　　切音字运动、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育的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讨论……本质上都是中国语言界对于推广标准语言奋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都没有成功。　　标准语言的统一，可谓远道而来之“道远”。当时的中国，处在分裂与动荡的环境中，国力疲弱、战乱频繁，这决定了推广民族标准语言的效果必然甚微。　　新中国的成立，才使之一切成为可能。同样，向共和国的未来看去，则无疑更是重任在肩的“任重”：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难以形成认同。1949年后，中国走上了全新的阶段，稳定的社会文化生活，使得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显得非常必要。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是文化传承、发展、繁荣的重要载体。

　　而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人也提出过“普通话”的说法，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1949年6月16日新华社曾发布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表，里面就有每天四次的“普通话新闻”。　　1949年10月，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大会上向海外华侨发言时，也提到“普通话”。　　直至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的定义终于定义明确，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这是新中国时期，政府推广普通话的启动和构筑阶段。

　　改革开放之后，普通话的推广进入了一个更规范、更具标准化的阶段。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载入宪法，是我国宪法第一次表述国家官方语言。　　1994年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启动，是这一工作进入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后，它成为了一个广泛的量化标准，也成为了一些特定岗位的要求门槛。在全国，无数的大学生、教师，都参加过这个将应用语言学与教育测量学相结合的，具有首创意义的考试。　　白凤然说，任何标准都不是凭感觉定的，“以前总笼统地说普通话标准不标准，但只有了这个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的定义才得以明确。”　　自1998年第一届推普周开始，经国务院批准，每年9月第三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白凤然回忆，进入新世纪后，普通话进入了全面普及、依法推动的新阶段。200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诞生。　　“说好普通话，迈进新时代。”这是2018年第二十一届全国推普周主题。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施诗晨李雨心

　　如今，在城市，讲普通话已成常态，方言却难觅踪迹；在农村，说方言不足为怪，普通话则少有耳闻。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70%，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西部和东部的普通话普及率相差20个百分点，大城市普及率超过90%，而许多农村和民族地区只有40%左右。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的两难困境应如何应对？政府、学校与社会又应如何形成合力？对此，记者近期分别采访了教育部门、教育工作者、学生和相关专家。

　　当前，中国还有近30%的人口未能掌握普通话，个别农村地区、边远山区的普通话普及率还不到40%，有的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甚至更低。
　　为此，2018年国家把推普列入“脱贫攻坚战”。《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使贫困家庭新增劳动力人口全部具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交流和应用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老师，我要‘放水’呢。”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东升镇中心幼儿园的一名男童用当地方言急着告诉老师，可老师听不懂他的方言，结果男童跑到楼道撒尿了。这是该园老师武月荷讲给记者的案例，“发生这样的情况后，我们更加意识到幼儿学普通话的重要，已将推普活动渗透到幼儿每日的学习生活中，做到了普通话渗透式教学，目前孩子们能自然地用普通话交流。”
　　靖远县作为白银市的贫困县，在狠抓幼儿推普工作的同时，在各村镇组织农民学校和家长学校向当地青壮年推广普通话。
　　作为国家重点扶贫的民族地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实行地毯式推普。　　“我园共有702名幼儿，大部分来自藏族农牧区，部分孩子用四川方言交流都很困难，普通话交流难度就更大。为此，我们幼儿老师根据藏族小朋友的藏语发音特点，逐字逐词逐句教他们学普通话，通过‘以大带小’普通话对话、落实‘一天一句普通话’、开展幼儿讲故事大王比赛等活动，不断提高藏族小朋友的‘汉藏’双语能力。”阿坝州小金县机关幼儿园副园长蒋桂告诉记者，幼儿出园时90%以上能用普通话交流。
　　2018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取得重大进展。“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全面启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扎实推进，《普通话1000句》出版发行，“语言扶贫APP”上线使用，第21届推普周活动参与人次超过4000万，农村和少数民族普通话培训人数比上年翻一番。

　　当普通话推广取得成果的同时，各地方言则以空前的速度在消退，体现语言活力的青少年方言能力和使用率断崖式下降，方言代际传承面临断裂。
　　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广东，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对粤语未来发展持悲观态度，且青年人大于中年人，90%的广州人使用“双言双语”，普通话在学校使用频率占绝对优势。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2016年和2017年进行的两轮“上海社会认知调查”显示：在低于25岁的样本中，只有70%的上海青年人能熟练说上海话，不熟练的已上升至30%。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建议，在普通话普及率高的地区，实施对方言保护的差异化教育政策，即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的课间课外都应提供方言交流的空间。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设置更多方言服务项目，如公交车等客运车辆的方言报站、车站问询处等窗口的方言服务，司法、医疗、护理等领域也可以设置一些方言服务。

　　那么，如何让人们从小到大既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又能说一口原汁原味的家乡话？　　“近年来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不断提高，但我发现他们渐渐不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了。”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堇山小学校办主任陈可伟告诉记者，为此，学校将宁波民间故事、童谣、谚语和谜语等地域方言文化资源纳入课程建设，开发基于“活性传承”的宁波方言教学课程体系，并开展诵读、吟唱、创编等多彩的活性传承学习活动。　　“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双管齐下，学生入学第二、三年便自愿说宁波话，大约40%以上孩子在说好普通话的同时，也能把宁波话说得很流利。”陈可伟称。　　“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和多样性能够更好地辩证统一结合起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向记者表示，按照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既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和对方言的传承和传播。在对学生的培养教育当中，还应提倡多言多语能力的把握。　　“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还要提倡保持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以保护语言多样性和传承文化。要指导做好家庭语言规划，努力把孩子培养成‘双言双语人’，乃至‘三语、四语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指出，当然，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融合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家乡话”也难永保“原汁原味”。 文/图据《中国城市报》

　　80岁，男，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沟屯镇金沟屯村人。　　1953年，国家制定普通话标准时，派出语言专家到滦平县采集录制了很多语音样本，其中就有白凤然的声音。他也和当年金沟屯村中参与语音采集的郝润德、周立信等七人被称为“语音七老”。　　此后，白凤然成为了一名教师，至今一直致力于推广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