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医隐夔门（上）

原标题：一代儒医隐夔门（上）

奉节老县城。

《叶天士温热论》。

郑仲宾第四代传人郑丽。

1902年，京师大学堂教师在藏书楼前合影。

奉节老城门。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
　　45岁的郑丽，走到了人生的分水岭。
　　按时打卡，医院发薪的日子结束了；秉承祖业，开馆坐诊的日子开始了。
　　一样的医者仁心，不一样的生命体验。正如德国诗人赫尔曼·黑塞所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
　　在成都的雨夜，在空气膨胀与收缩之间，中年郑丽悄然向一个家族百年回望：
　　在成都、北京、夔州三地，先祖郑仲宾历经怎样的动荡与坚韧，终成声震巴蜀的一代名医。

　　恰便似桃片逐雪涛，柳絮随风飘
　　袖掩春风面，黄昏出汉朝
　　萧条，满被尘无人扫
　　寂寥，花开独自瞧
　　……
　　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四川总督府，常似这般软语哝哝。
　　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恭寿，为“昭信股票”的发行而愁闷，特召昆曲舒颐班解闷。
　　行腔婉转中，一名家仆匆匆前来对恭寿耳语：
　　“将军，蕊夫人的小和保周身突然起了红点，怕是染上天花！”
　　恭寿大惊，起身就往督府后院走。
　　天花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在晚清，没有特效药可治。
　　三岁的小和保，头面周身见点，颗粒细碎，颜色深红。恭寿一脸愁闷：
　　“火神郑钦安已蒙召进京。如何是好？”
　　一旁，幕僚张德成忙道：
　　“火神不在，何妨传其少年弟子郑仲宾一试。”
　　匆匆到府的郑仲宾，不过十五六岁少年，一脸稚气。恭寿见了，心下愈愁。
　　但见三岁的小和保，身热气粗，脉息浮数，烦躁口渴。
　　郑仲宾诊断正是天花，因其“血热太盛，中险之症”，痘未出齐，故以“荆防透喜汤”调理，晚间用“宣表透喜汤＋香菜根”调服。
　　是夜，郑仲宾留府观察。三更，正睡意朦胧，恭寿又请郑仲宾诊视。
　　由于小和保病症来势颇猛，抗拒服药，“喜痘隐伏不透，烦躁不寐，扬手掷足，二目上视，似有抽搐之象”。
　　郑仲宾忙让随行回家取芫荽酒，用芫荽酒熏法，以三黄快癍汤连服。
　　到次日午间“颗粒渐出，烦躁症亦减，神识渐清”，但郑仲宾认为，血热滞盛，痘尚未出齐，仍用三黄快癍汤加减调治。
　　到第三天，痘粒渐次长出，“颗粒颜色红活，血热未清”，又用活血助长汤。
　　第四天，痘粒头面周身出齐，渐次起长，已具行浆之势，改用活血助浆汤。
　　见小和保病情初稳，郑仲宾申请回家换衣。这四天，连连诊视，疲惫不堪，长衫夹袍常常湿透。
　　回到住所，这位十六岁的小医生依然大汗涔涔，扶着额头，暗称好险。
　　他虽在郑钦安门下学医三年，因其年龄太小，并未习得火神精髓，平时主要学习中医典籍与中医基本功，观摩一些病例，自省自悟。
　　今在总督府的治病之术，实为郑钦安讲述的康乾时期名医叶天士行医之法，他从未临床试验，完全是少年胆大，冒险一试。
　　虽为冒险，但郑仲宾对叶天士的《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天士医案》熟读多遍，了然于胸；也曾研习康乾年间的宫廷医案，对诸位御医的治痘之法多加揣摩。
　　从葛洪《肘后备急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到叶天士、薛生白和吴鞠通的代表医著，郑仲宾博览群书，汲取众家之长，这也为他开创“郑氏温病学”流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叶天士辨证细致，善于抓住主证，对症下药。郑仲宾对其中许多温病治案印象深刻，深谙其温病学精髓：“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
　　第九天，郑仲宾复诊，见小和保行浆结痂，无需再开药方。
　　恭寿见自家宝贝起死回生，感激不尽，当即赠银一百两，郑仲宾推辞不要。终因盛情难却，收了五两银子作车马费。

　　窥一斑可观全豹，观滴水而知沧海。
　　纵观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也是一曲命运斗争的悲凉壮歌。
　　晚清成都，繁荣之中显现凋敝。衙门的正式官员有限，吃公家粮和普通百姓的贫富差距很大。
　　破落的旗人子弟开始偷出城外，想尽一切办法谋生；城外的汉人偷入满城之内，做旗人的生意。
　　因为父亲在制府任幕僚，郑仲宾家境尚可，但其常见皇城根儿下的百姓，笑中也透着凄苦。饥荒与疾病，是他们生存最大的威胁。
　　所以，郑仲宾从小就抱有行医济世的志向，这就是孙思邈说的：“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
　　少时，郑仲宾拜于满清举人乔茂堂门下，攻读经史，因聪颖过人，颇受乔茂堂赏识。可惜少年神童，并未得举登仕一鸣天下。
　　光绪二十年（1894），成都名医“火神”郑钦安中年设帐收徒，郑仲宾父亲与其交好，如同宗族同胞兄弟，遂将少年郑仲宾过继给郑钦安为义子，并拜郑钦安为师学医。
　　郑钦安（1824—1911），清代医家。原籍安徽，其祖游宦四川，遂寓居邛崃。幼习经史，后从刘芷塘学医。道光中叶行医于成都。治病立法重在扶阳，用药多为大剂姜、附、桂等辛温之品，人称“姜附先生”、“郑火神”。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世。
　　受家教“医文同宗”的思想影响，郑仲宾随郑钦安学医三年。郑钦安非常重视经史典籍的系统学习，让郑仲宾接受中医经典著作学习与基本功训练，以待时机成熟，便传其火神派扶阳之术。
　　若没有时代的变革，郑仲宾的人生，或许是一条豁然开朗的大道，以火神之技名扬天下。
　　戊戌变法实行“新政”，废科举办新学，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并面向全国招生。郑仲宾之师乔茂堂已升迁至北京，便鼓励他报考京师大学堂，其在北京做官的堂兄郑言也表示支持和赞助。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
　　郑仲宾进入京师大学堂后，被录取为公费学习，先后在仕学馆、医学实业馆就读，期间又修习英文，成绩优异。在京苦读十年，接受新学后，郑仲宾思想激进，要求革新。满清政府的腐败，外强的侵略，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在校参加了“同盟会”，拥护孙文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主张。
　　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郑仲宾多次遭受校方训斥、警告。1903年底，京师大学堂选送39名学业优秀者赴日本、欧美留学，这是京师大学堂首次派出留学生。尽管郑仲宾成绩优异，因为校方视其为革命党，故不在选派之列。
　　京师大学堂因为“中西并重”，首届毕业生很抢手，多数受命为外交官，少数被全国高校聘任。郑仲宾因参加反满清政府的革命组织，故不得重用。遂于1908年毕业后回川。

　　尼采说：“我走在命运为我规定的路上，虽然我并不愿意走在这条路上，但是我除了满腔悲愤地走在这条路上，别无选择。”
　　晚清风云中的郑仲宾，正满腔悲愤地行走在回乡的路上，此刻的他，只觉得自己是时局变幻中的卒子，身处界河的夹缝。
　　晚清（1840年-1912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清朝统治力量开始衰落的时期。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种方法拯救中国，1905年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旋即派遣几批同盟党人回川，在成都、重庆等地成立同盟会支部，遵照孙文指示，四川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906年，四川同盟会在江油发动了起义，1907年密谋江安县、泸州、成都、叙府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给清廷敲响了警钟。
　　郑仲宾到成都后，遂与同盟会成都支部取得联系，但熊克武、佘英等正忙于1908年的广安起义，未对郑仲宾的具体工作做进一步指示。郑仲宾遂联系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沧白，杨建议以正式工作为掩护，开展反清斗争。此时的杨沧白、向楚等已应聘到叙永县永宁中学堂任教，暗中宣传反清思想。
　　在诸多武装斗争中，起义与暗杀，是革命党人认为推翻清廷最快、最好的办法。特别是暗杀，既可以除掉阻碍革命的对手，同时兼具报仇的快感。吴樾遗著《暗杀时代》里这样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年至1911年，革命势力实施的重大暗杀活动就不下20次。被暗杀对象不是满清权贵就是封疆大吏，比如最高统治者慈禧、摄政王载沣、两江总督端方、安徽巡抚恩铭、户部侍郎铁良等人。
　　对于壮怀激烈的起义与暗杀，满清统治者闻风丧胆，惶惶之中，列下长长逮捕名单，密令各省督府缉拿。
　　1908年2月，郑仲宾同时受聘于成都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和夔州府官立中学。
　　留成都？去夔州？正在两难之间，一封急电传来：“吾弟可到川省？惊悉朝廷严缉革命党人，汝已在名单之列，望速离成都！”
　　这是在京城做官的堂兄郑言传来的密信，家人顿感事态严重。郑仲宾立即收拾行装，坐船东下夔州。
　　1908年，四川多地已在暗暗策动革命，清廷更是严加防范。为什么郑仲宾能如此轻易逃脱？
　　1907年，陈夔龙升任四川总督，顺道回贵阳扫墓，未上任忽接令改调任湖广总督。直到1908年2月，朝廷才下旨令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赵尔巽卸任湖广总督入川时，已是1908年4月。缉拿郑仲宾等人的密令，恰于两位总督交接的空档传到。时任成都将军绰哈布，本应立即派人访查缉拿，但其已是风蚀残年，咳咳喘喘，根本未到督府理事，让郑仲宾有了安然东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