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金融家在乱世中的进击与无奈

——由《近代中国民间银行的诞生》剖析一个实例

  ⊙禾 刀

  1171年，世界上第一家银行意大利威尼斯银行成立。1897年，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15年，聚兴诚银行在山城重庆成立。仅从时间节点看，中国金融发展远落后于西欧国家，而西部地区又明显落后于率先开埠的东部沿海地区。

  落后，往往意味着强烈的本土属性，带有根深蒂固的本土思维。这种属性越是鲜明，消化吸收外部思维就越困难。日本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林幸司通过对西部近代中国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的解构，揭开了近代中国民间企业与现代管理制度的碰撞与接轨的阵痛。

  作为西部最早也是最大的近代中国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短短38年的经营史，正是中国近代最为动荡的时期，战火不断。在杨家带领下聚兴诚银行既发迹于“富贵险中求”，也因此而被苏浙银行“逼回”四川。

  “险”压军阀巧斩金

  聚兴诚银行创始人是由江西东部南城县（现属抚州市）迁渝的杨文光，但真正的推动者则是其三子杨希仲。与父辈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明显不同，杨希仲曾留学日美，对日本“三井财团集中家族财力创办银行、开办实业”的经营思路“钦羡”有加。

  早在聚兴诚银行成立前，其前身“聚兴仁”商号便与同乡、同业建立了极为紧密的联系。依托各路帮派的内在纽带，聚兴仁实现了发展壮大。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近代银行是“舶来品”。无论是盛宣怀力推创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还是聚兴诚银行，都是学习外国经验的结果。不过，带有鲜明西方市场经济色彩的近代银行落地西部后，不可避免会遭遇到水土“调和”之困。

  杨家此前对时局发展有着惊人的分析判断能力。杨家断定晚清必将覆灭，于是没有像其他在渝商户那样躲避辛亥战火，反倒大肆收购市场上甩卖的商品和票据，仅此举便大赚了60万元。聚兴诚银行虽然是在喝过洋墨水的杨希仲鼓动下成立的，但斩获“第一桶金”的“汗马功臣”却是秉承父亲经营衣钵的五弟杨粲三。

  1917年，杨粲三得知刚刚进驻重庆的直系军阀曹锟的旅长李彪臣部带有饷银100万元。急于揽储的杨粲三积极接触，终于成功揽得此笔存款业务。杨粲三还借机大造声势，“雇佣了几十名挑夫，将百万银元从船上卸下，排成一字长蛇阵招摇过市，引来路人驻足观看，以广而告之：曹大帅的饷银都存到聚兴诚银行了。”

  有强有力的军阀做后盾，聚兴诚银行的业务一度顺风顺水。不过，聚兴诚银行的“第一桶金”看似来得极为容易，却是一步险棋。后来的经历充分表明，聚兴诚银行既得益于与军阀的关系，又常常被军阀所拖累。1921年，聚兴诚银行将总行迁移到长江中游交通枢纽城市汉口，但仍旧逃脱不了被军阀强行纳捐。1926年，军阀杨森将万县分行的全体银行职员绑到县政府，要求借款。“据说，各军阀的这种借款金额总计150万元。”

  商业因利而生，自然会逐“势”而存。军阀混战年代，社会秩序零碎混乱，作为雄踞一方的强力机器，军阀的存在自然可以成为商人的强有力保护伞。但军阀的无序性和不稳定性，也为其管理缺乏一致性埋下了伏笔，这也是聚兴诚银行频频被各路军阀巧取豪夺的根祗所在。其实，被军阀巧取豪夺的又何止聚兴诚银行。

  军阀固然对商人有巨大利益诉求，但能提供的保护却极为有限，特别当军阀自身遭遇外部巨大压力时，商人很可能成为他们“断腕”自保的优先考量选项。1934年，聚兴诚银行的“运银事件”原本得到刘湘的默许，但当刘湘遭到国民政府的指责压力时，便突然调转“枪口”，将矛头对准了聚兴诚银行。

  在那个年代，聚兴诚银行的命运正是覆巢之下商业、金融业的真实写照，只不过因其“家大业大”，更惹人关注罢了。

  “险”闯华东终折翼

  重庆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兴。聚兴诚银行得益于码头经济，但随着长江水路经济的蓬勃发展，又遭遇军阀频繁骚扰，聚兴诚银行的出走再正常不过。

  聚兴诚银行的发展路线之争，既是外部形势所迫，同时也是“洋派”和“中派”的观念之争。从地理位置看，作为西部长江水路的重要门户，重庆虽然地位极其重要，但经济发展水平远滞后于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沿海城市。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银行业一度进入快速发展期。揆诸现实，“抗战前，东部地区仅浙江、江苏两省有银行（包含总行和各分支行）662家，约占全国银行总数的37%，而西部地区共有银行185家，约占全国银行总数的10.32%。”从现实出发，聚兴诚银行要想做大做强，加入东部乃必然选择。

  可偏偏在此时，杨家内部的矛盾闹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杨文光无法料到，当初送三子杨希仲海外留学，本来指望其与兄弟们精诚团结做大做强家业，哪知却铸成家庭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杨希仲与杨粲三成长背景不同，学养气质差别较大，两人自合作之初就对如何扩张家族生意，屡有分歧。杨希仲素有发展资本主义集团企业的志向”。而“杨粲三久居内地，宗法思想较浓，主张以银行业务为主体，巩固家族根基为重心，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虽然在董事会选举上，杨粲三表面上大权旁落，但他仍以创始人身份对决策施加巨大影响，特别是对总管理处迁移上海一事上持坚决反对态度。在林幸司看来，杨粲三的这种态度根源，“是因为他自己的人际关系达不到上海”。杨希仲则恰恰相反，当初银行创立，正是他借助北洋政府和四川两层关系的结果。杨希仲后来郁闷自杀，正是杨粲三固执己见的结果。

  众所周知，商人讲究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走出西部，聚兴诚银行面临的竞争对手可能更多更强，但其规避外力风险如军阀干预的能力也必然大大加强。聚兴诚银行的另一个转变还在于，从过去努力依附地方军阀转向努力靠近国民政府。这种转变也确实为他们赢得了回报，“战后（抗战），更获国民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可经营外汇的民营商业银行之一”。

  重执重权的杨粲三在失去杨希肿的掣肘后，决策更加刚愎自用。1930年，创业初期尝到“冒险”甜头的杨粲三面对冯、蒋、阎三方大战，自认为“蒋必败无疑，而蒋介石南京政府发行的各项公债肯定会下跌”，于是大做“空头”。当蒋初战失利时，杨粲三大赚70万大洋，但他并未见好就收，反倒决意赚够100万，最终掉进苏浙财团和“北四行”（中国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四家北方私营银行的合称）围剿的包围圈，不仅将先前所赚尽数吐出，还倒亏130万元，聚兴诚银行自此一蹶不振。

  强烈的挫败感，迫使杨粲三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收缩战略。抗战结束后，在九弟杨季谦的带领下，聚兴诚银行二度转战华东，虽然时移世易，但杨粲三的守旧思维毫无松动，最终导致他二度与手足分道扬镳。

  无论外部矛盾还是内部矛盾，根本上是守旧与立新思维间的对立。对于强烈依托地域关系起家的聚兴诚银行，敞开怀抱并非易事。于是，在地域性营业路线和全国化营业路线之间以及商业金融路线和产业金融路线之间不断摇摆。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在1937年董事会选举的9名董事中，虽有6名是杨家以外的人，但聚兴诚银行最终还是代表守旧势力的杨粲三占了上风。

  历史不能假设

  聚兴诚银行的两步险棋，既是时代的折射，也是其发展观念的折射。

  前一步险棋，聚兴诚银行之所以大获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人际关系的精准拿捏。不过，军阀的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本质上是个烫手山芋。军阀有可能为包括聚兴诚银行在内的商人提供保护，但缺乏外力约束的军阀对商人的诉求是无度的。

  后一步险棋之所以失败，虽然同样有“押宝”成分，但对杨粲三而言，此一时非彼一时也。三方军阀的大战充满太多不确定因素，这对于长期盘踞于西部的杨粲三来说，灾祸怎样都难躲。

  诚如林幸司所言，“聚兴诚银行在名义和实际上都向西洋股份银行的形态过渡，一度以全国化为职志。”事实上也是，“全盛时期的聚兴诚银行，其地位不逊于中国通商、四明、上海商业和金城等民国‘四小行’，故银行界有‘无聚不成行’之誉”。在杨希仲和杨季谦的努力下，聚兴诚银行曾试图作出改变，努力在运行机制上向西洋银行看齐。

  从后发优势角度看，近代中国银行似乎一度具备了某种超越的机会——“中国银行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近代银行制度”。但先进制度能否成功落地生根，与社会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对习惯走“人际关系”路线的传统商人而言，如果关系制造利益比竞争来得更快更丰厚，自然会缺乏专注竞争的动力。更何况，聚兴诚银行生逢社会局势大动荡之时，连生存安全感都极为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