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户贵阳：一座新兴都市的希望与阵痛

钛媒体注：本文来自于界面新闻，作者为黎文婕，陈佳佳，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一

　　万宜还记得14年前独自登上夜间火车时的情景。枕木沉稳，火车缓慢，窗外风景渐变。

　　11个小时后，他踏上新的土地，成为贵阳的一名大学教师，户口随之迁至贵阳。

　　他的故乡四川盐亭县距离贵阳市近700公里。他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少得可怜，全部的认知来自于一部名为《青红》的电影。在这部著名的“老三线”电影里，贵阳脏乱昏暗，潮湿阴冷。

　　从飞机上俯瞰，这仿佛是一座跌落在山脉之间的城市。同样身处西南腹地，它却常年难与成都、昆明齐名。除却连绵森林以外，它在人们眼中略显平淡无奇——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境。作为贵州首府，甚至不如相邻的遵义闻名。

　　然而，10年之间，贵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起重机与挖掘机日夜不停歇，成千上百、各式各样的高楼仿佛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玻璃窗户密集地连成一片，容光焕发。

　　伴随着从房地产业到大数据产业的飞速发展，贵阳的GDP也由全国末尾一路攀升。2017年，贵阳GDP增长11.3%，经济增速连续7年位居省会城市前2位。

　　但没有人才的城市，注定会失去发展的动力。最近几年，这座城市迅速加入“抢人大战”，多次放宽落户政策。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放宽落户的政策刚刚出台，贵州省、贵阳市两级联动，在人才引进和落户方面做出了新的部署，提出在2019年实施“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贵阳市则迅速抛出了“让大家来了都是贵阳人”的橄榄枝。

　　成果显而易见。《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显示，贵阳已经成为中国60个外来人口数量最高的城市，排名第37 名，外来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68.3 万人，占比达到了14.55%。

　　2019年，发改委印发通知要求：2019年我国将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这样的政策背景，让“返回原籍”和“前往北上广深大城市”之间的第三条路更加通达。如贵阳这样的省会城市，迎来新的“人口增长点”。

　　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正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伴随着贵阳的城市化，他们以一个共同的身份——新“贵阳人”，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在那部讲述80年代贵阳生活的电影中，人们想着逃离贵阳。”但对青年万宜而言，走出故乡，走向城市，是多年的梦想。

　　在万宜出生的上世纪70年代，城市与农村尚存难以逾越的鸿沟。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差距显而易见，农业人口一度被视作”二等公民”。

　　自然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途径寥寥——考学、参军、招工或者婚嫁。

　　万宜自小便感受到城市户口的吸引力。在户口制度稍微松动的1980年代中后期，户口交易曾成为户籍改革变迁中的独特现象。在万宜所在的小乡村里，不少人“砸锅卖铁给孩子买一个城市户口”。

　　万宜的父母是清贫淳朴的乡下人，无力为孩子购买户口，只将“出乡村”的希望寄托于万宜兄弟俩。他们的目标简单而执着，“要让孩子靠读书甩掉鞋上的泥土。”

　　万宜不负父母所望，于1993年考上四川省绵阳师范学院，户口由此迁入城市。

　　在当时，这意味着“鲤鱼跃‘农’门”。户籍的“农转非”使万宜拥有了城市人的特权——各项票证的分配与就业等，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障。“当时市场上的大米卖给农民是5毛，但卖给城市居民是1毛3分8。”万宜回忆。

　　1996年从绵阳师范学院毕业之后，万宜曾被分配回盐亭县一所高中教学，并在此期间结婚生子。但城市对于万宜的吸引力却从未消退。

　　2005年的圣诞夜，万宜和家人告别，成为贵阳的一名大学教师，户口随之迁至贵阳。他是“新贵阳人”的先行者。

　　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冬季，万宜看见了《青红》里的贵阳——铅灰色的天空与连绵的山脉。这里的一切都尚待改变：马路远不如平原城市般”横平竖直”，弯曲狭窄，楼房低矮，农田连绵；即便是在当时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人们也难以找到平整大道，雨后的道路泥泞不堪，一脚踩上去，裹满黑泥。

　　“穷困与落后是显而易见的，满眼灰暗。“但万宜隐约感觉到，变化终会发生。

　　“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

二

　　2005年初到贵阳，万宜与同事在大学附近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1个月房租350元。当时，万宜所在的花溪区尚无高楼与商圈。周边的村民自发地在此开垦土地，修建低矮楼房，居民区于焉成形，错乱密集。

　　万宜曾将母亲接至贵阳短暂居住，母亲对贵阳的印象只有三个字：“脏兮兮”。

　　但变化正在悄然发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贵阳市政府顺势而为，于2006年开始一场雄心勃勃的城市化运动——颇具地方特色的一二级土地市场联动开发，拉开了贵阳市造城运动的序幕。

　　2007年，万宜决定让女儿成为这座年轻城市的居民，这意味着妻子和女儿将一同迁至贵阳。

　　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当时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近一倍，户籍制度却仍然把家庭与他们的家乡捆绑在一起。

　　万宜的妻子周丽景为此感到担忧。这个土生土长的盐亭女人从未出过远门，在县城医院当护士，生活平静而稳定。二十余年的积累已让她拥有固定的交际圈与生活方式，她本不是个喜欢变化的人，“迁到贵阳，则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周丽景用了近半年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反复衡量迁户口的利弊，最终离开了自己生活了28年的故乡，迁至贵阳。

　　万宜和周丽景认为，“为了孩子的教育，这是最好的选择。至少我们这个小家的户口需要在一起。”

　　在当时，按照贵阳“义务教育阶段划区招生、就近就学”的要求，万宜的妻儿将户口迁至万宜所在的花溪区，孩子则可顺利就读花溪第二中学——“一所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公立重点中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万宜用积蓄在任职学校附近买了一套新房。

　　周丽景在贵阳没有亲戚，工作繁忙的万宜忙得没有时间和她仔细介绍这座城市。很长一段时间里，户籍页上印着的”贵阳“二字，对她而言只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如同当时的贵阳一样，周丽景的人生也随处需要重建。考验无处不在。

　　在日益都市化的贵阳，人们难以通过”关系“得到工作，规则性得以强调。周丽景需要重新就业，从一名内科护士变为一名手术室护士，从编制内员工变为合同制员工，“饭碗没了保障”。工作压力骤增，却难以寻得原有社交圈的慰藉——迁至贵阳后，万宜一家一年只能回老家一次，也鲜少和家人通话，“当时的长途电话费太贵”。

　　整整半年时间里，周丽景郁郁寡欢。重建新生活与孩子迅速成长带来的双重压力，让这对年轻夫妻甚至无暇抱怨，忍耐成为唯一的解决方式。

　　“勤奋和耐劳，是故乡给我们打下的烙印。”万宜和妻子的努力之下，日子逐渐好转，他们意识到，迁户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万宜任教的大学里，越来越多外地学生报考并选择在毕业后留在贵阳；他们生活的地区将被贵阳政府打造为新的旅游景区，夫妻俩在这里买下了第二套房子，新的地铁线即将从小区门口穿过……

三

　　正如“新贵阳人”们所见，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世纪城、花果园、未来方舟等超大体量楼盘先后入市；行政区域几经变迁，城市迅速向乡镇扩张，四通八达的城乡公路成为连接乡镇的纽带，从飞机上俯瞰，一如从主动脉分叉开去的毛细血管。

　　但严苛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城市市区内，新式美丽建筑彰显着繁荣，满地的机会吸引了大批的农民工与外省人口；而乡镇却依然贫穷落后，千万农民以土地为生，年轻人们纷纷逃离。

　　在21世纪的中国，人口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城市户口的福利则由从原来的票证供应变成了包含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对于贵阳周边乡镇的人而言，在贵阳市里买房意味着崭新的机会——迁户至贵阳市，享受城市福利。

　　在贵阳，正在修建的高楼随处可见。摄影：黎文婕

　　家住遵义余庆县龙溪镇的刘云岩一家，一直等待着这个机会。2008年，当贵阳首座超级大盘“世纪城”的售房传单像纸飞机般散落在乡镇的大街小巷，刘云岩父母当即决定按揭买房。

　　他们花掉积攒多年的积蓄，买下世纪城的一套120平米的四室，成为世纪城的第一批住户。刘云岩则得以迁户至贵阳，并拥有了在贵阳读中学的资格。

　　事实上，2008年是全国楼市的低潮期，贵阳也受大环境影响、楼市低迷，世纪城乃至整个金阳的楼盘销售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世纪城的团队为贵阳的地产界上演了一次教科书式营销战略：当时，世纪城楼盘所在的金阳区位于贵阳西北部——2000年初，贵阳市委、市政府为缓解老城区的拥堵，决定在老城区西北部的金华、阳关一带片区建设城市新区，金阳新区应运而生。12年后，它被“观山湖区”取代。

　　2008年的金阳区是被贵阳人遗忘的郊区，这里一片荒芜，人烟稀少，治安混乱，“出租车都不愿意去。”在贵阳生活近10年的出租车司机回想起当时的金阳区，仍然嗤之以鼻。少有人料到，这片老鼠乱窜的田地，将会被直入云霄的高级公寓楼与带玻璃幕墙的办公大楼环绕，“仿佛一夜之间的事。“

　　正因为贵阳本地人对金阳前景的不乐观，世纪城的销售团队将目光投向贵州各地市。根据此前公开报道，世纪城首期的销售份额中，外地人占近60%。

　　刘云岩的父亲因出生农村，曾吃过不少苦头，但丰富的阅历使他善于捕捉机会。自刘云岩出生起，他便开始做出租挖掘机的生意，还开办了一家小规模油厂，频繁奔波于贵阳与乡镇之间，他意识到“一定要将孩子推向城市”。从刘云岩读小学开始，他便开始为进城买房做准备。

　　刘云岩当时12岁，对城市”充满好奇与期待“。尽管父亲时常进城，刘云岩却少有机会从寡言的父亲口中了解城市的样子。

　　那时候，全国热映的《家有儿女》电视剧，让他看见了城市的一面，“那些故事和情节不会发生在当时的农村”。看见剧里的主角刘星喜欢上模仿摇滚歌手，吵着要去听演唱会。刘云岩连演唱会是什么都不清楚，“待在农村是不会有机会的”。

　　贵阳市则满足了刘云岩对城市的一切期待，他所在的世纪城此后迅速扩张板块，世纪金源集团投资逾130亿元打造出一片高密度住宅区，5000多亩的农田与荒地被欧式高楼取代，“贵阳市甚至为世纪城单独开通了一条公交车路线”。住宅区与大型购物中心仅一街之隔，写字楼与五星级饭店环绕于此。

　　据当地媒体此前报道，截至2014年，可容纳12万人口居住的世纪城已全部售罄。每到华灯初上，30余幢苑的灯火将北京西路的尽头照得透亮。

　　最为重要的是，学校与医院等公共配套设施也逐渐完善。刘云岩就读的初中与高中均是观山湖区内的公办中学。

　　为了解决入住世纪城社区居民子女就近入学，贵阳市政府在此创办公办世纪城小学，并于2012年开始招生。刘云岩的父母为了让女儿顺利就读世纪城小学并进入城市，刘云岩的母亲与妹妹于2011年一同将户口迁至贵阳。

　　同时，为了保留在乡村的的土地与工厂，刘云岩的父亲依然保留在乡镇。事实上，这是大部分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如今的选择——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有关人士此前公开披露：有7成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在城市长期居住，却不愿放弃农村户籍落户城市。

四

　　远嫁至贵州的叶沙没赶上这趟买学区房的快车。“那时候太年轻，事情到眼前了才反应过来。”2012年，叶沙将户口从黑龙江迁至丈夫老家贵州都匀。

　　办理户口迁移时，工作人员刚好是叶沙的小学同学，对方从窗口探出头，一脸惊讶，“迁到贵州，你疯了吗？”当时的贵州，在外省人眼里，“仍是落后的代名词”。

　　和丈夫领结婚证的当天，贵州下了一场暴雨，叶沙打电话给母亲，得知女儿要远嫁至贵州，叶母连着嚷了三声“完了”。这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婚事，在贵州办婚礼时，叶沙的父母选择了缺席。

　　“但是有的选择一旦作出，就很难再反悔。”叶沙硬着头皮开始新生活，“我的人生就此被划分为两段。”

　　最初，她和丈夫在贵阳火车站附近租房住。作为城市的一张名片，这里聚集着千千万万刚刚离开土地的新移民与精致世故的新都市人。“混乱得令人恐惧。”她说。人们乱扔垃圾，随意吐痰。

　　这样的混乱持续到2015年，贵阳政府花费83亿元，试图通过综合治理与棚户区改造，兴建一座崭新漂亮而高效率的新车站。

　　同一年，随着贵广高铁正式投入使用，贵阳进入轨道时代。城市每天迎来送往，子弹头列车在贵阳和其他城市之间以每小时三百多公里的时速飞驰，每时每刻都有新鲜血液注入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这让叶沙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好感剧增。婚后一年，叶沙怀孕了。当时，她脑海里就一个念头——孩子一定要在省会城市读书。

　　小孩满月后，叶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学区房迁户口。那几天，叶沙和丈夫跑遍了贵阳大大小小的学区房楼盘，最终选择了距离世纪城2公里左右的万科楼盘。

　　最主要的原因是，按照划区，孩子能在贵阳省府路小学读书。“这可是数一数二的学校。”买下这套房后，叶沙长舒一口气。

　　然而，摆在这群新“贵阳人”眼前的一个更为困扰的问题是——他们的父母难以融入贵阳，而年轻的孩子们则不再愿回到故乡。

　　相较于叶沙与万宜两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则更为迅速而自然地成为了“贵阳人”，在贵阳养成了天生的“贵阳胃”与“贵阳腔”，也熟悉贵阳的长天大地。孩子们鲜少去到父母出生的地方，也未曾有机会与故土的亲戚们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

　　叶沙曾在2018年新年时带儿子回到黑龙江，当熟悉的风景迎面而来，儿子却只觉乏味和不习惯，“待不够一周就想要走”。

　　由于周丽景工作繁忙，万宜一家也很少回到老家。隔代之亲虽有浓厚血缘关联，可物理距离仍然在无形中使老人与孩子疏离。2014年，万宜的父亲与爷爷先后去世，万宜一家赶回老家，“悲从中来”。

　　那是万宜最后悔迁户贵阳的时刻，“如果我留在四川，不至于子欲养而亲不待”。

　　此后，万宜将母亲接至贵阳生活，但对于母亲而言，“她是农民，劳作已然成为一种本能，让她离开土地，她就仿佛失去了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座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异乡人的父母们如万宜的母亲，面对如大河奔流的时代，显得无所适从。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居住的小区与附近的菜市，“在贵阳，老人几乎只和我们交流，很难在外面建立新的交际圈”。

五

　　也正是在这一年，住在被称为“亚洲神盘”花果园的含章觉得自己被骗了。

　　2003年，含章考上贵阳的大学，将户口迁至贵阳，此后一直在贵阳生活。2013年，她花掉所有积蓄，以37万买下了花果园的一套两室并完成装修，“但至今房产证都没有办下来”。

　　这与花果园的建造背景不无关系。

　　花果园所处的位置曾是贵阳最大的城中村——彭家湾、五里冲棚户区。伴随着贵阳无法阻挡的城镇化发展，房租低廉的棚户区成为了当时进城年轻人的首选。根据2009年贵阳市统计年鉴，在这片区域租房居住的外来人口在8000到9000人以上，外来流动人口是本地常住人口的11倍。

　　在官方口径里，这里则曾承载了2万余户、10多万人的居住服务功能。

　　花果园密集的楼群。摄影：黎文婕

　　在本地人的印象中：这里道路狭窄，摩托和三轮是唯一可见的交通工具；水管与电线混乱地交织，仿若苔藓蔓延；学校建在低矮居民楼内，悬挂的匾额被雨水冲刷出泛黄印记……

　　出租车司机们对这里避之不及，一家4口挤在20平方米的房里是常事；下水道不通，门窗没有一扇能关得严；日积月累，粪便满溢，臭气满街；没有垃圾清运站，各家各户将杂物堆满了门前，让人无处下脚。

　　2010年7月，彭家湾改造项目启动，拉开了贵州省最大的棚户区改造的序幕。当时的贵州省，城镇化率落后全国平均水平15年，城市化进程迫切需要提速。

　　政府引入的开发商宏立城集团当年设定下改造目标，“建造1830万平方米的居住面积，12条市政主干道，10大购物广场，150万平方米的商业开发用房，20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6大众圆广场，8所学校，若干所幼儿园，10万平方米的三甲综合医院等等”。

　　含章清晰地记得，售楼的工作人员曾给她展示了一张前景图，图上的花果园宛若贵阳城内的一座新世界，“那可真是好。”

　　2012年，贵阳市进行市政规划，提出未来五年云岩区拟投入 103个亿建 17万人口的生态新城，31 条公交线路开进花果园；南明区拟投入 6.2 亿元进行旧城改造，贵阳五里冲片区改造项目也随之提上日程。

　　2015年，花果园项目竣工。3年里，挖掘机铲除掉这片不堪的地衣，起重机搭建起一片奇迹般的新天地。

　　然而，略显尴尬的事实是，对于贵阳当地人而言，“花果园仍是一个尴尬的存在。”

　　这里常住人口达到50万人，集居住、购物、休闲、商务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超级大社区，虽然取代了破败的棚户区，却仍然备受指摘——它既是贵阳最热闹的地区，也是“脏，乱，差，堵”的外来人口聚集地。

　　当地媒体曾写道：“1900元两室一厅的房租，下楼就可以享受的衣食住行服务，以及1.5环的黄金位置，让这里成为了外来务工人员和小白领在贵州的第一站。”

　　据公开数据，贵阳南明、云岩中心两城区53平方公里的面积居住的常住人口超过200万人，人口密度高达37736人/平方公里，其密度甚至超过了香港。其中，花果园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高达87500人。

　　为了满足外来人口的居住刚需，贵阳的各大楼盘都在不断扩建与加盖，楼层越来越高，楼间距越来越窄。顺着花果园的主干道之一小车河路，沿坡而上，从十字路口观望，高楼窗口密如马蜂窝。含章调侃道，“晾衣杆从阳台伸出去，就能取走对面楼邻居家晒的衣服”。

　　更让居民头疼的是，买房过程中出现的许多不合规之处也被忽视——签订的购房合同与交房条件不符；房开建筑不符合规定；房产证久久批不下来……

　　“问题多了去了。”含章购买的两室正好背靠大山，且因楼盘密集，常年采光不好，她不得不将买下的房出租，自己重新租房。

六

　　从含章所居住的花果园R区走出，顺着延安南路一路驶入花果园的核心区域，贵阳国际金融中心“双子塔”映入眼帘。

　　在官方口径里，高达334.35米和406米的东西两座塔楼意义非凡，作为贵阳未来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和贵阳城市经济发展的缩影，在规划时就被赋予了“铭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的奋进贵州”的特殊含义，奠基时更被看作是“我国西部崛起的一个标志”。

　　这是贵阳市投资106亿元打造出总建筑面积约82.7万㎡的金融商务区，东临国家级长坡岭森林公园，南靠贵阳会展中心，西接市级行政中心，西南俯瞰观山湖公园，长岭北路及210国道南北纵向穿越规划区域。

　　如今，荧幕上的贵阳显然不再是《青红》里的那个破败小城，而是朝着国际化都市高歌猛进的新兴之城。

　　不久之前，含章和朋友去看电影，荧幕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一闪而过。含章的第一反应是，“贵阳的双子塔也是如此惊艳。”

　　贵阳的云产业示范基地。摄影：黎文婕

　　贵阳双子塔背后，一幢以“云产业示范基地”为名的大楼拔地而起。这样的大楼在被誉为中国“数谷”的贵阳并不罕见。2013年，贵阳的超级大盘开始堆积库存，房地产供应过剩，推动数据中心建设成为了贵阳发展的新路径。

　　2014年至2017年，贵阳开办3届数博会，成为华为、苹果的数据中心，戴尔、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等国内外知名大数据企业也纷纷落户于此。“云上贵州”，“数据铁笼”，“智能社区”管理等政府支持的数据项目更是吸引了很多企业来西部淘金。

　　2017年，贵阳市大数据企业达到1200户，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17亿元，大数据企业纳税额110亿元，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

　　但政府主导的市场需求带来了机遇，也助长了投机风气。在过去的几年里，贵阳市高档写字楼如雨后春笋般冒起，空置率却相当高。贵阳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贵阳全市办公楼投资39.5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9.5%，市场整体面临着较大的去库存压力。

　　顺着甲秀南路，穿出杨家山隧道，两侧的棚户区与新式商圈在贵阳的新旧城区内交错而立，常常能看见一侧为山岭棚户，一侧为高楼如林的景象。

　　事实上，这不过是贵阳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一个贵阳雄心勃勃，朝着国际化都市高歌猛进，新兴产业与新移民们迫不及待地打造出一个美丽新世界；而另一个贵阳被困在旧有的脆弱躯壳里，即便难逃被改造的命运，公共设施如交通却明显严重滞后。

　　世纪城、花果园等超级大盘因为经验的不足、规划的缺失以及对未来的不能预测，使得观山湖区成为易堵之“城”。

　　为此，居住在花果园，却需要到世纪城工作的含章每天早上出门都需要十足的运气。从地图上看世纪城，他的底部紧靠青山，其余三面分别由新区主干道金阳南路（客车站方向）、北京西路（主城方向）、及长岭南路（会展城方向）所包覆。

　　其中，北京西路，作为连接世纪城进入主城最快、最便捷的通道，成为世纪城住户最长选择的出行路线。

　　然而，随着世纪城住户的骤增及其配套购物中心、写字楼中人员的不断膨胀，北京西路拥堵现象越来越严重，出租车与公交车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同从四面八方涌出的摩托车车流抗衡。上班族含章们只能在早出晚归的路途上，穿过正在修建地铁的路段，盼望着贵阳地铁网早日修建成形。

　　如今，贵阳双子塔附近，新的楼盘正在修建。环绕建筑工地的景观围墙上，印着诱人的广告语：“6横6纵市政主干道路网通达全城，很快的速度，才有很慢的生活。”

　　而距离贵阳600公里以外的盐亭县城，如贵阳一样同样受到城镇化的影响，年轻人们纷纷涌入城市之后，这里仿若空镇。万宜在一个午后和弟弟回到这里，决定翻修重建鲜少人烟的老屋。

　　他拍下许多照片，将它们悉数存入了一个文件夹——“回不去的故园”。（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