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天文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上映的那一周，只有一部国产影片没有改变预定的档期，在传统的周五，也就是4月26日上映、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撞死了一只羊》。在上映首日，该片以2.3%的排片，获得了217万的票房成绩。

如果说《复仇者联盟4》是商业大片的极致，那么在普通观众眼中，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的《撞死了一只羊》，也算得上一种典型的艺术片。这部影片的剧情梗概十分简单，高原上的货车司机金巴，在路上莫名其妙地撞死了一只羊，他载了杀手金巴一段，两人的命运开始纠葛。最后，司机金巴完成了对羊的超度，杀手金巴最终也在善良的感召下，没有完成复仇。“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你也许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这句藏族谚语，成为理解影片故事的关键。

表面呈现的情节，并不是《撞死了一只羊》能够传递出的精髓。真正值得品味的，是表面故事背后隐藏着的“惊涛骇浪”般没有展现出的情景，也是万玛才旦用独特的视听语言所打造出来的如同梦境一般的观影效果。留白的故事，独特的4：3画幅，加上在回忆及梦境中完全不同的滤镜，带领观众走进一片如梦如幻的神秘之地。

万玛才旦在担任电影导演之前，早已开始文学创作。他并不把自己从作家到导演的身份变化看成某种转变，因为他从小对电影与文学都有着非常浓厚的热爱，在大学学习文学，也完全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让他没有办法接触到跟电影相关的学习。直到走入社会工作几年之后，才有机会在基金的赞助下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完成自己的电影梦。

在万玛才旦过去的作品《静静的嘛呢石》、《塔洛》中，使用的是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但到了《撞死了一只羊》中，反而用上了意向式的先锋主义。因为该片是王家卫担任监制，他为找来不少他此前的幕后成员协助拍摄、制作，有不少影迷在片中看到了许多王家卫电影的影子，有的人甚至认为万玛才旦在“模仿”。在万玛才旦看来，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恰当，整部影片的影像，都是由他自己合作的团队进行打造的，而且这样的风格正是他此前非常擅长的。万玛才旦表示，“这样的可能有点先锋的叙事方式，意向的表现方式，其实很早在小说里就有，所以我看到《杀手》的时候觉得很熟悉，这样的叙事方式觉得很亲切。也是因为有这样写作或者说叙事的经验在，不然我肯定对这样的叙事方式不感兴趣。”

虽然万玛才旦从过去的写实风格转变成写意风格，但他影片的特色，藏语对白，仍然保留下来。在片中，绝大多数观众无法听懂两名金巴在货车中的对话，只能通过字幕看懂，但他们的语气、表达的情绪，都非常准确地传递给观众。“有些作家或者有些导演会制造这种疏离感，是为了让你有更加冷静、更加客观的视角，去感受或看这个电影、小说。语言自身带的那种亲近感没有了，能够更加客观看待那样的故事。有这样的疏离感，我觉得是好的。”

界面娱乐对话万玛才旦：

界面娱乐：你从1991年开始文学创作，到2002年开始拍摄短片，是什么促使你从作家转变成导演的？

万玛才旦：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吧。其实我喜欢电影，也喜欢文学，一直都喜欢，小时候看露天电影，也看小说什么的。但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去学习电影，我没那个地方基本上不可能去读电影学院，也没有任何资源去了解，只能成为一个梦想。后来就自然选择读大学的文学专业。

大学毕业后我又做了几年公务员工作，之后想改变公务员这样工作和生活，觉得不太适合自己，就又考了一次学，考了硕士，读的是翻译专业藏汉互译，把一些藏文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汉文的翻译成藏文。所以我也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但对电影的热情一直没有中断。

那一年我们在北京实习的时候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还是有一个梦想。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一个基金，有机会赞助藏地的学生，去学一些新的、可能之前没有的一些专业，我当时写了个申请，说要去学电影，这个申请很快通过了，这个时机让我下定决心去北电进行专业的学习。

所以它（从作家到导演）不是一个转变，可能之前也有这样的例子，有些作家转去当导演，但我其实不是这样刻意的转变。

界面娱乐：现在你还在进行文学创作吗？变成导演之后再写文章，写起来会有怎样的变化？

万玛才旦：对。一方面可能是题材和眼界，可能包括手法，会更广一些，视野会更广，以前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没有太多的参照，现在做了电影之后，电影中尤其是故事片的制作，比如编剧、导演这些，还是有一些叙事技巧、对话技巧，都能影响到小说创作，会带来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很难说是好是坏，可能会让小说更加的精炼，因为剧情片的剧本里，对话是很重要的，对话要非常精致、精炼，不能拖沓啰嗦，那这样也会影响你小说的叙事和对话描写。我觉得是有帮助的，肯定也会有一些伤害，不太清楚。有些作家不太愿意碰电影，或者不太愿意写剧本，当然跟这个也会有关系，因为它会破坏掉你文学的一些感觉，或者说文学的很天然的东西，所以很多作家排斥。你看我2000年之前的一些小说，跟2000年之后做了电影后的小说，还是有些区别。之前的小说，它比较纯粹，基本没有一个适合改编成电影，我从事电影工作后，可能也受到一些电影（影响），之后的小说，里面适合改编的就比较多。《塔洛》就是2002年初写的，确实适合改编成电影。

这次对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是我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和另一篇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改编的，也有这样的基础，一方面有画面感，另外叙事上也比较适合。很多文学作品当然很优秀，但有些看着就觉得它不太适合（改编成电影）。

所以肯定是有变化和影响的，是好是坏，那就很难说。但（写小说）至少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帮助，至少留住了那样一个灵感吧，灵感这个很难保存，当时不写下来，过几年甚至几天就没有了。电影也是，做电影的周期很长，一般需要一两年、两三年，过程中会有很多灵感，那你没有保存的话，后来的素材肯定没有了。

界面娱乐：《撞死了一只羊》的色彩和镜头设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你和摄影吕松野是如何进行这些设计的？比如4：3的画幅比，让两位金巴在车里都分别只露出半张脸，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营造怎样的意境？

万玛才旦：首先从文学文本转到电影的文本，也就是剧本的一个过程，需要做电影化的处理。文学文本中有很多不适合电影表现的段落，有些必须去掉，有些就得转化成电影的一个桥段。做了电影文本转化之后，就要落实到影像上，中间又是一个过程，所以就给出金巴，加强这两个人物的关联性，那种冥冥之中有种内在命运关联的一个，怎么说呢，宿命感吧。在文本阶段就做这样一个处理，给他们同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含义是施舍。在文本阶段做了处理后，进一步的影像阶段，又得想一些处理方法，所以你说的4：3的画幅，其实也是为了加强这样的效果，是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呈现，影像上用了一人一半的构图，来强化这个效果。

色彩上也是。色彩是一种表达方式，是一个技巧，所以在现实阶段，片子里有3个时空，现实时空我们用了彩色，回忆时空用了黑白，梦境时空可能用了更加浓烈的有点超现实的色彩。回忆和梦境部分，我们引用特殊的镜头，周边有点模糊，是为了强化回忆和梦境的不真实性。可能我们回忆上一个事情时，你觉得你在客观回忆，其实已经带上主观色彩，就像加了层滤镜。比如茶馆里面，他俩之间命运的联系性，要传达准确的话，需要通过影像设计，所以专门搭了那个场景，包括他们的位置和周边所有细节的设置，周围的人物、表情、服装、声音，都做的非常一致，那样才能带来恍惚感，他们虽然在不同的时空进入了这样的空间，但恍惚在同一个时空里经历着同一个事情的感觉。这样就能加强命运的相似性和关联性，所以要通过这样的细节设置来呈现。

界面娱乐：片中司机金巴的墨镜应该也是特殊的设置吧？

万玛才旦：墨镜其实是很普通的道具，看你怎么用这个道具。文学里，可以直接写一些人物内心的变化，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内心，但影像里面不可能这么直接描写。有的电影可能用内心独白，我自己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希望有一个更影像化的东西来呈现，就找了这样一个外化的符号，来呈现内心的转变。一开始看到司机金巴从头到尾带着墨镜，这个期间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也从有一个执念，慢慢地完全从执念里解脱出来，这样的过程，最外化的一个表现，就是那样一个道具。他一直带着墨镜，看不见他的眼睛，最后他完全从执念当中走出来后，摘下了墨镜，能看到眼睛，脸上也露出笑容。这样的设计，在片子里相对比较多吧。

界面娱乐：这样的符号性设计在片子里很多，带给影迷的解读空间也不少，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影片的整体剧情相对比较简单，这是你希望在这部艺术片中所尝试的吗？

万玛才旦：可能在做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想做一部艺术片，肯定没有这样刻意往某个方向或者类型上扣吧。我觉得这是我讲故事的一个方式，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最适合这个故事，就用这个方式讲出来。在这（《撞死了一只羊》）里，可能情节里没有大起大落的东西，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有一些情感，比如这个《杀手》小说，也很简单，完全通过一些对话就能推动情节。它的故事很简单，其实背后情节的容量非常大，惊涛骇浪这样的东西，完全看不到。其实把这些展开来讲非常简单，把所有的东西完全展开，可能有的观众想要的就是那种普通意义上的情节，但你把这些藏起来，再把这样题材表现好，我觉得还是更难的。

界面娱乐：藏语对白也是你的作品的一大特色，对不懂藏语的观众来说，完全不同的语言也带来了一种疏离感，你认为这种疏离感在表达上能带来怎样的好处？

万玛才旦：这种疏离感的营造，有些作家或者有些导演会制造这种疏离感，是为了让你有更加冷静、更加客观的视角，去感受或看这个电影、小说。有这样的疏离感，我觉得是好的，不会掺杂进太多个人情感上的东西。语言都是带有情感的，当你听到一种熟悉的语言的时候自然有种亲切感，就比如我在国外听到藏语，或者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听到自己母语。所以当你听一个完全听不懂的语言，那里面的情感，语言本身带着的人的情感还是有的，能够被感受到，因为是有语气的轻重缓急的变化，这个我觉得是一样的。另一方面，语言自身带的那种亲近感没有了，能够更加客观看待那样的故事。

界面娱乐：你在创作剧本，以及执导影片的时候，是用的汉语还是藏语？

万玛才旦：都有，会混搭着用。写剧本的时候只能用汉语，因为要送去审查，所以先用汉语写，写的过程也会考虑藏语的表达方式，所以里面的对话不是完全汉语的那种思维，把一些对白翻译成藏语时，也很容易找到对应点。有些翻译，比如从中文到英文就比较难，得找对应的东西，所以片名《撞死了一只羊》翻译成英文后，这种怪诞的意味就没有了，所以我想怎么能让不同语种的观众能更接近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英文名直接用了《Jinpa》（金巴），很直观。

现场拍摄时，首先得把剧本翻译成藏文，把藏文台词发给演员让他们说。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会有些微区别，我也会尊重演员的表达方式，他说得不顺时我会在旁边听，因为前后语境有变化，有时候可能改了一个字前后语境都变了，所以我得听他们对话，他如果不舒服就再找别的方式，如果有对演员也很舒适的表达方式，就用那种方式让他说。

界面娱乐：片中的一些镜头、色彩和对白剪辑会有一点监制王家卫的感觉，拍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

万玛才旦：完全没有。对我来说肯定没有，因为一些对比，容易产生一些关联，比如跟我之前作品对比，之前都体现了写实的风格，这部不太一样，产生了一个对比，好像我在刻意做一个转变，或者影像上的一个实验。那其实还是对我以前作品的不了解，如果看过我小说作品，这样的可能有点先锋的叙事方式，这样意向的表现方式，其实很早在小说里就有，所以我看到《杀手》的时候觉得很熟悉，这样的叙事方式觉得很亲切。也是因为有这样写作或者说叙事的经验在，不然我肯定对这样的叙事方式不感兴趣。

另外一方面，因为跟监制的这种关联，很多人也自然会联想到他的影像的（特点）。其实影像方面，基本是我之前的团队在做，是根据影片的整体氛围来确立影像，然后营造光线，再看演员的表演、机位的设置。产生这样的关联，就比较荒诞。

界面娱乐：你和监制王家卫有没有聊过彼此最欣赏对方的作品是什么？

万玛才旦：没有，我们都是就这部具体的作品做探讨。我和他都有互相了解，看过以前的作品，但只是一个了解，比如我去年春天看了《阿飞正传》，觉得特别好。我们的谈讨更多的是创作层面，比如我调整完剧本给他看，看完后就一些情节或者细节探讨，最终他还是会让我决定，因为他也是创作者，所以特别特别尊敬创作者，这点上我觉得特别好。

界面娱乐：近期藏语题材越来越多的被搬上大银幕跟观众见面，你怎么看这些文艺作品对西藏的刻画？与真实生活有着怎样的区别？

万玛才旦：中国电影在发生着变化，市场有这样多样化的需求。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这两年藏语题材的电影也不断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是一个时机吧，有了好的时机和好的现象，外界对藏文化的了解，也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以前可能有各种误解眼光在里面，过去很长时间大家对藏文化的了解就停留在那样一个层面，随着后来文化、美术、音乐、电影作品的普及，这样的误解也在缩小。有一些更接近藏文化本身的电影或文学作品的出现和传播，让大众对它（藏文化）的看法发生着变化。

（本文来自于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