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人

圣布伦丹的船只着陆于鲸背之上，船上众人皆祈祷，见霍诺里乌斯·菲洛波努斯《航海之旅》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欧洲，海洋意味着未知和危险，人们既为之着迷，又对它感到恐惧。为了给这种未知的恐惧赋予某种具体形式，人们煞有其事地想象出了种种怪物。古典时期、中世纪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图师将这些古怪的生物画进了地图里——它们时而是在一本正经地传递新知，时而是在警告人们未知海域的危险，时而是在暗示政治势力宣告主权，时而是作为纯粹的装饰物，满足观看者对于“漂亮的地图”的审美需求。

地图史学家切特·凡·杜泽（Chet Van Duzer）在研究托勒密的《地理学》马德里手抄本的过程中发现了书中地图绘有数量众多的海怪，就此萌发研究海怪的兴趣，并完成了《海怪：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中的海洋异兽》一书。杜泽指出，“无论是在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中，人们总是会想象世界上的那些边边角角的隐秘地带充满了奇怪的、古怪的、危险的生物，海怪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杜泽表示自己惊讶地发现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描述的海怪与欧洲的有不少相似之处。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但这应该也可以作为东西方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注脚。有意思的是，在大航海时代，的确有欧洲人将欧洲的地图绘制传统带到了中国。目前正在浙江美术馆开放参观的特展“心相·万象——大航海时代的浙江精神”有一件很特殊的文物：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幅地图的各大洋中，绘有16世纪不同类型的帆船9艘，还有15头海洋生物——或者也可以说是较为“写实”的海怪。在地图中，海怪暗示着海上的危机和不确定性；船只却勇敢地肯定了人们有能力征服海洋，鼓励人们开拓新的航线。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斥着科技的世界，地图早已被剥去未知神秘的面纱，我们常见的地图中也早已没了海怪和船只的身影。然而海怪仍然深刻地存在于人们的集体记忆里，其形象甚至随着全球化（特别是流行文化）的扩张愈发深入人心。在杜泽看来，海怪象征着人类幻想世界中经久不息的浪漫情结，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它们都将久久萦绕，挥之不去。

海怪是什么，它是如何出现的？杜泽指出，海怪的传说历史悠久，《圣经》中就有对海怪的描述，甚至在《圣经》之前，海怪传说就出现在了米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文本里，“它是为未知的恐惧赋予的某种具体形式，无论是在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中，人们总是会想象世界上的那些边边角角的隐秘地带充满了奇怪的、古怪的、危险的生物，海怪就是其中的一种。”

观察古代地图上的海怪，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千奇百怪，且大多为以陆地动物为蓝本的混血动物，比如海蛇、海鹰、海羊、海猪，甚至是海独角兽——一种根据想象出来的生物进行再次想象加工的生物。这是因为，“每一种陆地动物都有一种对应的海洋生物”曾经一度是一种很重要的理论。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公元23-79）曾在《博物志》（Natural History）中声称，“自然之任一产物在海洋中均有其对应之物。”

杜泽认为，这种观念导致了大量海怪的出现，包括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这些，其中最经典、最常见的海怪就是那些被一代代的绘图师不断复制的海怪。“海蛇是一个例子，它生活在挪威的海岸线附近，大概200到300英尺长，缠绕着船只，试图吞掉水手。我的印象里，它绝对是最经典的海怪形象之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绘图师绘制的海怪完全就是他们的凭空想象——至少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将海怪当作客观现实来描绘的，并希冀以此实现某种传递新知的教育目的。这种说法的根据，在于杜泽发现许多地图海怪的形象源自同时代的“科学文献”，“至少在当时那些文献被认为非常可靠真实，比如说图解版的百科全书。”以1548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中的地图为例，在其亚洲地图中有一只长得很像甲壳虫的海怪——它其实是一种章鱼。杜泽还发现，现存最古老的地球仪（1492）制作者马丁·贝海姆也在地球仪的海洋部分绘制了一些取材自图解类百科全书《健康花园》（Hortus sanitatis，或Ortus Sanitatus）的海怪。

事实上，绘图师倾向于通过海怪来表现那些“未经探索的水域”（the uncharted water）。杜泽指出，对于中世纪的欧洲绘图师来说，印度洋就是他们所了解的最遥远的海域了，所以那里就是海怪最集中的地方。然而，等到1569年，在杰拉尔杜斯·梅尔卡托尔绘制的世界大地图《航海者专用全新改良版世界地图》中，多数海怪（八只）位于太平洋，三只位于大西洋，仅有一只位于印度洋；同时，在北纬50度以北，虽然有足够多的绘制空间，但那里一只海怪都没有。这或许意味着，梅尔卡托尔认为，太平洋和大西洋已经取代了非洲、亚洲和印度洋，成为奇异事物出没之地。未知意味着危险，因此地图海怪起到了警示水手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海怪作为一种特殊视觉元素对地图起到的装饰性作用。早在1400年，就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贝卡里亚（Francesco Becaria）的插画师提起诉讼，要求客户支付自己在四幅大型世界地图中绘制装饰性插画的费用，在这四幅地图中，最大的一幅中绘有100条大大小小的鱼。“花钱让人画一大堆海怪，这种行为改变了海怪的性质，将海怪同地理环境和历史源头剥离开来，最终也导致了成品地图中海怪物理属性意义的弱化。”

杜泽指出，从16世纪中叶开始，海怪呈现出完全杜撰的趋势。“我找了很久很久这些海怪的出处，但没有任何发现，我只能下结论说，是绘图师创造了它们，把不同动物的不同部位组合起来。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那些援引自图解版百科全书的海怪，也有着强烈的装饰功能。但当海怪变成纯粹的杜撰物时，它们的功能改变了，它们不再传达海洋中有什么信息，而变成了纯粹的装饰。也就是说，它们的功能从部分装饰性、部分教育性转变为完全装饰性。这是我在书中提出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利维坦”原本指一种威力无比的海怪，霍布斯用它比喻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并写作了《利维坦》一书。在历史的长河中，海怪也时常被当作某种政治隐喻。

地图海怪在某些情况下也传递着政治意义。杜泽在书中指出，《高夫英国地图》（约1400年）是现存最早的描绘英国道路系统的地图，也是第一幅精准描绘英国海岸线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中，东部海洋里有三只巨型海怪正在厮杀缠斗，人们普遍认为，其中体型较大的鲸象征着英格兰，另外两只体型较小的剑鱼和长尾鲨象征着威尔士和苏格兰，因此这三只海怪的搏斗其实反映的是英伦三岛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

另外一个例子是奥劳斯·马纽斯（Olaus Magnus）绘制于1539年的《海图及北欧大陆风景名胜概览》，图中描绘了斯堪的纳维亚和北冰洋，北冰洋洋面遍布着海怪——它们之中既有原创的海怪也有普遍流行的、出现在许多后世地图上的海怪。“我的一位同事提出一个猜想，北冰洋被画满了海怪是为了吓退其他地方的渔民，让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渔民能够独享该区域的海产。”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则是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绘制于1516年的《大航海图》。在这幅地图中，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骑着一只海怪在非洲的最南端（好望角）巡游——这象征着葡萄牙控制着从葡萄牙绕道非洲抵达亚洲（更具体而言是印度）的重要贸易航线。杜泽指出，这个图像引人注意的原因，是同一位绘图师在1507年还绘制了另外一幅世界地图，那是第一张将新世界命名为“美洲”的地图，图中对于海怪的描述依然遵循着“警示危险为止海域”的旧传统。比如说在非洲东部近海区域有一个漩涡，瓦尔德泽米勒在此处注记说：“利维坦或海龙经常在此处与鲸搏斗。”

“那幅地图上虽然没有海怪的图像但有描述海怪的文本，文字中反映了海洋是一个危险的区域。但我们看到若干年后，葡萄牙国王就能够骑着海怪了，海洋突然之间从一个危险之地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促进贸易的场所。在短短的9年时间里，人们对海洋的观念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杜泽告诉界面文化。

海洋观念的转变亦反映在了人们对海怪的认知以及对地图的定位上。“久而久之，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积累，地图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地图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像一种科学工具。就像我们之前聊到的，欧洲绘图师开始觉得地图上不适合出现太多装饰物了——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海怪上，也反映在船只上。一开始，海怪和船只的数量渐渐变少，然后它们从地图中消失了，只有地图边缘有些许装饰，最后，地图中所有的装饰物都消失了。”

“在18世纪，人们对于地图的兴趣有所改变，出于对航海技术的足够自信，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在地图上描绘船只以证明人类的技术进步。同理，如今多数现代地图的汪洋大海中，既没有船只，也不再有海怪的身影。”杜泽在书中结尾处写道。

然而在当下，海怪依然深深镌刻在人们的集体记忆里，那些形象甚至在全球化时代被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比如说星巴克的商标就是一只塞壬）。在杜泽看来，海怪依然是人类幻想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越来越被科技包围的世界里。有意思的是，曾有一家地图绘制公司联系他索要授权——他们希望在一张关于海底光缆的世界地图中，绘上从他的书中挑选出来的海怪。

“人们仍然在不断想象海怪，我也不认为这种想象会彻底消失。”事实上，流行文化中仍然有海怪的身影，比如《加勒比海盗》《哈利·波特》《神奇动物在哪里》之类的奇幻电影。杜泽认为，“现在我们能够以更有动感的、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描绘海怪了，它们也能够更彻底地激发我们的恐惧。”

作为一位地图史学家，杜泽也与界面文化聊了聊他是如何研究地图的，以及地图作为一种一手资料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杜泽在研究地图时关注的焦点，是地图上的视觉元素是从哪里来的。但其难点在于，地图史学家们通常没有任何现成的文献说明古代地图的绘制者是如何绘制地图的，只能根据地图中的图像和文字寻找它们的出处。“我喜欢这种侦探般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要不断确认来源出处，根据相关信息还原地图的绘制情况。”

在杜泽看来，地图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一手资料：“地图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们往往以图像的形式反映了绘制者的世界观。人们可以用文本来传达一种世界观，但当他们用图像的方式来这么做时，情况是非常不同的。特别有意思的是，观察哪些信息被记录下来，哪些信息被遗漏了，通常被遗漏的部分是最能反映地图绘制者世界观的部分。”

就有海怪出现的地图而言，它们属于海洋地图的范畴，与描绘陆地的地图有着重大区别。如今我们熟悉的地图是用经度和维度来表明具体方位的，但在中世纪的航海图中使用的不是经线和纬线，而是罗盘方向线（rhumb lines）。这些线不像经纬线那样呈网格状的，而是从一个个点中辐射出去，形成一张网络。人们通过这些线条来确认航线，根据某一条线（或其平行线）从A航行到B。另外，航海图通常会在海岸区域标注出密密麻麻的地名，但对内陆地区着墨寥寥，这是因为使用航海图的船员通常不需要关注内陆是怎样的，而只需了解有哪些港口和海岸特征。“所以航海图有两大特征：对海岸线特征的重视以及罗盘方向线形成的网络。”

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不反映任何现实信息的古代地图有着巨大的阅读障碍。杜泽表示，古代地图的确非常复杂，和现代地图非常不同，但这是因为，虽然如今地图只有导航的作用，但在古代地图也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欧洲中世纪地图的绝大多数都只有非常简单的图形。比如说在圆形的海洋中，陆地被T型的河道分割。这种地图不能帮助你前往任何地方，它只是一堂小小的地理课：这里有三片大陆，这是它们的大致面积和彼此之间的大致距离。地图有许多不同的功能，它们可以说服观者，可以传递政治意图，可以记录经济信息，所以它们是非常灵活性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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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于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