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与工厂“抢工”?劳动力市场迎“变局”

产业工人逃离流水线,生活性服务业发达却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我国结构性就业矛盾亟待破解

据新华社电 “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春节后一则广州制衣厂老板吐槽“招工难”的新闻短视频,成为当前产业工人逃离流水线现象的生动注脚。

每逢春季招工时,传统制造业都会面临一轮“用工荒”。

今年,面对新的经济形势,社会各界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大变局”的讨论尤为热烈:一方面是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技术工人招聘门槛和薪资待遇不断升高,合格产业工人供不应求;一方面是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兴生活性服务业释放大量门槛较低的工作岗位,年轻人有了新的就业选择。

青年劳动力到底去哪儿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带着这一问题,近期走访东部沿海多个用工大省,采访了青年就业者、用工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

现象

离开“流水线”的工人们当起“搬运工”

陈大芳离开工厂快两年了。

2010年,刚刚二十出头的她来到南京打工,在一家电视机厂干贴标签的活。刚开始月工资不到两千元,一年不到,升为调试组长,工资一下子涨到了四千多元。按照以往晋升路线,如果继续干下去,她有可能当上线长、科长。

“要想有比较理想的职位和工资待遇,必须熬上很多年。‘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想升上去,也得等到有位置空出来。”考虑到在工厂发展空间有限,加上工作期间儿子出生,一家五口蜗居在公婆单位的房子里,陈大芳想改变生活,于是毅然辞去了厂里的工作。

2017年下半年,陈大芳加入了外卖大军。“烈日当空、风雨交加也要去送快递。重的比如180瓶矿泉水,轻的比如一盒药、一根数据线,都要准时送达。”

陈大芳曾是所在站点70多名外卖员中月度、年度“跑单冠军”,她的近期目标是多存点钱,给公婆换个大点的房子。风里来雨里去,陈大芳并不打算回到工厂,在她看来,当外卖员是目前能找到的收入最高的工作。

与陈大芳主动逃离工厂不同,陈海波是被迫离开。从1993年进入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当车间工人,到2013年因受到去产能影响被清退下岗,陈海波在产业一线干了整整20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丢掉工作的两年里,陈海波也曾辗转求职,最终选择开网约车作为固定的工作。

陈海波告诉记者,他现在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开始出来跑单,一天出车14个小时,刨除油耗、平台抽成等成本,每天能净挣四五百元。在企业当工人时,陈海波每个月最多到手也才四千元不到,“现在这份工作我很满足,我这个岁数的人下岗后再找工作,一般也只能谋个后勤保安做做,一个月也就几千元罢了。”

陈大芳、陈海波们的工作委实像不同类型的“搬运工”:外卖是将一日三餐送到都市年轻白领手中,快递是把网购货物送到千家万户,网约车是把乘客从一个场所送到另外一个场所。

新增就业人口也不愿选择工厂了

工信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尹训飞分析认为,近几年,互联网新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类似于外卖、快递、网约车这类生活性服务业,成为离开流水线的产业工人们重新就业的主力,尤其是在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工人再就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关行业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美团外卖发布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显示,超过270万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骑手中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产能行业产业工人,占比达到31%。

《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393万人来自去产能行业。

与“流水工”转向“搬运工”现象相呼应的是,新增就业人口也不愿选择工厂作为栖身之地。不论是打算去城市打工的小镇青年,还是即将毕业的学生们,都越来越不愿意走进工厂。

“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普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当工人,在某地招聘会上,95后表示‘工厂一线已经不太适合年轻人’。”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介绍,“制造业人才需求量很大,但是学生们都不愿意去。”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姜汉荣告诉记者,该校以前机电专业招生火爆,仅模具专业最多时能招十多个班,现在却是乏人问津。而电子商务专业以前只能招一个班,现在能招两个班。

困境

“我们真的不需要制造业了吗?”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横向转移’。”张卫国认为,从过去二十年的低端制造业到现在的低端服务业,互联网催生的新经济、新产业、新的商业模式,制造了一种产业结构“升级”的幻觉,“但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升级,这只是横向的产业转移,看似花样翻新,实际上是左右互搏,换汤不换药。”

为应对用工问题,江苏、山东等地制造企业在考虑产业转移,将工厂搬迁至中西部或东南亚等人力成本较为低廉的地方。

但产业转移有得有失。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制造业聚集区,中西部、东南亚等地的产业链不够完整,再加上国外劳动者适应不了经常加班,管理成本随之上升。“我们在越南试点开办了一间工厂,但越南的供应链并不像国内这么完整,工人也不能像中国工人这样吃苦耐劳,周末不愿多加一天班。”南通荣威娱乐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青说。

除了转移,一些大型企业也正在通过机器换人来应对招工难,企图降低用人综合成本。“现在很多大企业在推行工业机器人项目,是招工用人成本高企、企业为长远发展被迫之举。”一位不愿具名的富士康培训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机器换人不仅投入成本高,且不是一时之功。

近年来,“退二进三”、“腾笼换鸟”常见于一些地方产业规划文件中,多个省市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占比。数据显示,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从2012年的30.3%下降到2017年的28%,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则从2012年36%上升到2017年的45%。

“但我们真的不需要制造业了吗?”陈开恩等企业家反问,目前很多商品生产国外还替代不了,一旦东南亚等地劳动者能力提升、产业链培育起来,会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取而代之的挑战。在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化没有完成前,贸然抛弃或转移制造业,会对我国造成产业空心化等不可逆影响。

隐患

生活性服务业风险高保障低现象突出

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看似自由、钱多、门槛低的生活性服务业,也许只是看上去很美。

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风险高、保障低的现象突出。近年来,外卖、快递企业“多拉快跑”的营收方式,导致城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多发。南京交警发布的2018年下半年外卖骑手违法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25名外卖骑车交通违法被查,其中,不少人属于二次违法,甚至多次违法。

根据共青团昆明市委近千份问卷调查,昆明近五成快递小哥没有“五险”。“目前网约车司机、外卖员与平台之间基本上都是服务合同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说,这种灵活、弹性的就业形式,在法律上也很难认定劳动关系,一旦发生工伤、意外,维权艰难。

相对于一线产业技术工种,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几无要求,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日渐成熟的将来,也存在被替代可能性。

破局

结构性就业矛盾亟待破解

针对上述结构性就业矛盾,受访的业内人士从制造业企业、职业教育、社会舆论、减税降费等方面提出建议。

一是制造业企业须改变原有用工思维提升吸引力。张卫国认为,制造业企业要像重视技术和销路一样,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储备,真正把一线工人作为企业的核心财富和竞争力。招工困难企业要反思自身业务模式和发展战略,通过转型升级和企业管理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以企业效益提升来进一步提高员工薪资待遇,增强员工从业稳定性。

二是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缓解技能人才紧缺。当前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这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深入推进校企合作,支持和鼓励规模企业建立培训中心、职业院校、实训基地等。

三是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弘扬工匠精神。“在欧洲有人愿意当一辈子的蓝领工人。”山东华源锅炉有限公司管子车间膜式壁生产线班长齐玉祥认为,社会各界还应加大宣传工匠精神,让工匠精神进入学校、家庭、企业。

四是进一步降低制造业成本。专家建议,尽快落实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等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成本,让制造业企业“轻装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