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文渊:上交所见证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开放

尉文渊:上交所见证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开放
2019年01月19日 05:16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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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亚娟、张荣旺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A股正式纳入了明晟(MSCI)新兴市场指数,沪伦通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进,原油期货成功上市,增设科创版并同时试点注册制以及A股纳入标普道琼斯指数(S&PDJI),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坚持改革开放步伐,并加快融入全球金融市场。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我国经济发展构建了重要的资金动脉,不断注入新的资源动力。1990年,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挂牌成立,经过28年的成长和发展,上交所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摸索到规范的蜕变。作为上交所的设计者和创建者,尉文渊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为我们还原了那段峥嵘岁月。

  五个月挂牌

  《中国经营报》:上交所在筹建之初面临了很大压力,当时最难的是什么?

  尉文渊:1990年是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一年,国内局势也颇为复杂,可以说中国到了一个“改革路口”。当时中央做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而为了筹措巨额的开发资金,一些有识之士建议,可以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于是,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被列为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措施。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是最具有建立证券交易所,发展资本市场的基因和传承优势的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上海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上海证券大楼也号称“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1990年7月3日,我正式被任命为上交所筹备小组组长。这绝非是一个轻松的工作任务,筹建上交所主要面临两方面的压力:

  第一是意识形态敏感性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尽管国内已经有一些小范围、小规模的证券交易、股份制的试点和试验,但是受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证券交易所、股份制、股票仍旧被归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为降低政治敏感度和争议,我们起名时,选择了“证券交易所”字样,而不是国际通行的“股票交易所”,英文名称是“Shanghai Securities”,而不是“Shanghai StockExchange”,突出宣传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以国债交易为主。即使是上市公司,也是由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控股,私人股权只占很小的比例。交易制度设计严格限定为现货交易,并对股价波动实行严格的涨跌停限制等等。

  第二是完全没有经验可循。交易所的交易运行和管理机制到底是什么样?当时全中国也找不到一个懂的人。我思来想去,只能把寻找交易大厅作为筹建工作的突破口。

  一个机缘巧合,我听说位于虹口北外滩,上海大厦旗下的浦江饭店经营非常困难,希望有人接手。后来,这里不仅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28年后的今天又在这里设立了我国证券期货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证券博物馆。

  场地有了,接下来就要制定交易所的相应制度,并构建交易体系。从1990年7月3日我接任到12月19日上交所正式开业,只有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却要完成全部事务性和管理性的准备,那时我们经常开会至深夜,大家目标一致,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就这样,在摸索中把上交所给办出来了。

  突破地域限制

  《中国经营报》:相对欧美国家,我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晚,但却较早地启用了电子交易系统。这对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尉文渊:筹建上交所之初,我们就面临如何选择交易方式的重大问题,当时我想,新的交易所不能简单地复制几十年前老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交易方式,应该根据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情况来选择交易方式。在我的提议和主张下,确定以计算机撮合实现交易方式。当时反对的意见居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即便是在当时最先进的上海,很多大银行还主要依靠算盘进行计算,计算机系统绝对是稀有之物,筹建交易所如此超前地一部进入计算机交易,确实难以被认同。

  在上交所开业当天,我们就实现了计算机交易。它使中国证券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就步入了高科技和信息化的发展轨道,使中国证券市场有了一个非常高的技术起点。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没有当初这样一个选择以及交易所建立之后持续的技术升级改进,很难想象中国证券市场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26日,沪深两市总市值为49.55万亿元,沪市年内成交额共89.27万亿元。根据中登公司数据显示,截至12月14日,期末投资者数量为1.46亿。如果没有计算机交易系统,这么多人同步交易和交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由于实现了计算机交易的模式,上交所在开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全盘实现了股票交易的无纸化,这绝对是全球第一例,由此,市场交易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股票交易的交收期从T+4缩短到T+1,后来又缩短到T+0。

  《中国经营报》:上交所的另一个突破是放开区域限制,这也为上交所后来成为全国性交易所打下了基础。当时为何有如此前瞻性思考?

  尉文渊:按照初始的精神,上交所应当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改革试点。但是,把一个市场画地为牢是无法成长与发展的。因此,在上交所筹建之初我们就突破了这种地域限制,初始上市的“老八股”中,浙江凤凰就不是上海本地的上市公司,而初始16家会员单位中,也包括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上海之外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和交易的地域覆盖也远远超出了上海本地的范围。

  1992年,包括西藏、新疆等偏远地区,以及很多县域的乡镇都有了证券交易网络,上交所甚至依靠卫星传播系统实现了交易行情、信息的大范围扩展和辐射。

责任编辑:张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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