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高产出效率需优化存量财富配置

　　专家认为提高产出效率需优化存量财富配置

　　中国证券报

　　□本报记者 程竹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日前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报告显示，中国社会净财富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380%上升到2016年的590%，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产出效率不断下降。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产出效率不足导致宏观杠杆率上升，未来应该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资产负债率或是杠杆率的合宜水平。同时，不能满足于财富规模，存量财富的优化配置才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产出效率下降

　　“财富收入比是效率的衡量指标。财富收入比越高，单位财富所产生的收入越低，产出效率相对越低。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财富收入比最大差距来自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分析称，中国非金融企业财富收入比过快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无效投资。由于“僵尸企业”的存在，过去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产，仅是账面资产。这些无效资产，既推高了企业部门的资产占比，也拉低了企业生产效率。二是财富积累方式。高储蓄带来高投资。通过投资拉动增长是中国财富积累的主要形式，大量投资形成了企业部门的大量资产存量。

　　“致使经济整体效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政府部门占有大量社会净资产。从风险维度看，政府部门拥有大量净资产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它使得我们能够有底气应对风险。但从效率维度看，政府直接拥有和配置大量资产，会导致产出效率不断下降。”张晓晶表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强调，当前债务密集度上升和资本产出弹性下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这需要引起重视。

　　研究合宜的杠杆率水平

　　专家表示，中国的财富收入比越高，宏观杠杆率就会越高。换言之，最终是因为效率不足导致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

　　李扬表示，中国广义政府部门财富增速与债务增速基本持平（债务增速略高于财富增速），单从宏观杠杆率角度来谈政府债务风险是有所偏颇的。

　　“中国的高杠杆之困实为体制之困。”张晓晶指出，近几年，中国企业杠杆率非常不稳定，呈“跳跃性”上升和“滑坡式”下降趋势，原因有三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和约束性，比较难于管住信贷闸门，这是高杠杆的源头；二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缺乏预算硬约束，再加上中央政府兜底隐性担保，导致国企和地方“不负责任铺摊子”；三是缺乏有效的市场出清机制，不少“僵尸企业”不能进入破产清算，会使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居高不下。

　　李扬表示，去杠杆为的是杜绝危机发生，若操之过急就有可能引发风险。所以，去杠杆要把握好时机、节奏，注意各类政策的协调。

　　“应该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资产负债率或杠杆率的合宜水平。”中财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指出，合宜的杠杆率水平应该是宏观资金可持续性的使用效率和资金成本的匹配性。未来要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进一步探讨总杠杆率和分部门、分领域的杠杆率之间相对合宜的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合宜的杠杆率就是能够支持可持续增长率的杠杆率。从目前看，我国的重点依然在资本产出比例的提高上，而不是简单地关注杠杆率，或者说简单地关注债务率过高的问题。目前债务率达260%，而宏观的资产负债率在60%。因此，未来结构性去杠杆很重要，改革提升资本产出比例的关键领域是公共部门的改革。

　　盘活存量资产

　　专家指出，不能满足于财富规模，存量财富的优化配置才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张晓晶认为，存量财富需要改革。未来应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要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存量改革。未来看，降低财富收入比的关键是要提高非金融企业成产效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僵尸国企的退出，提高非金融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无效投资，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同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加大直接融资在资本市场中的比重，其本质是加强以市场为主导的融资结构比例，增加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金融运行效率，可以引导居民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力进行更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李扬认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可以将财富进行再分配。如果资产持有在政府手上，利用的效率可能会不高；从政府的手上转移到居民和企业的手上，利用的效率会更高一点，这样的转移就会增加效力。

　　韩文秀指出，要进一步解决存量问题向流量问题转化的方式。现实当中，流量与存量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相互关联。存量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引起流量问题的爆发。因此，要研究存量向流量问题转化的条件、途径、时机。

责任编辑：陈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