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眼南方大厦：金钱、野心和失联的“老朋友”

这里每个人的财富和情绪，都与国际关系的冷热有关。

撰文 | 徐婷（谷雨特约撰稿人）

影像 | 冯海泳

编辑 | 王波

广州南方大厦里，住着一群离世界最近、对世界最敏感的人。

土耳其与美国冲突，引发汇率贬值，程勇的集装箱在伊斯坦布尔的码头停了三个月，那是他发给土耳其客户伊什基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来了，衡阳女搬运工郝红梅磨得粗糙发黑发秃的右手指甲颜色淡了一点，她每天不用拉那么多货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下令从阿富汗撤军后，孟晓在阿富汗的客户艾哈迈德再也没有下单了，对方的顾客就是驻阿富汗美军。

在中国南部这个小市场里，每个人的财富和情绪，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与千万里外语言不通、肤色迥异的另一群人紧密关联在一起。有人打趣，“身在南大，心忧天下”，这是底层的英特纳雄耐尔。即使大多数时候，南方大厦里的世界也是被折叠的。

实用逻辑

8月中旬，土耳其货币里拉的国际汇率崩盘。在南方大厦里，汕头商人孟晓紧急撤回一张即将到工厂的订单，数额达100万元人民币。10天前，他的老朋友，土耳其商人奥兹在档口，品着功夫茶，爽快地签了合同。

不只是奥兹，“整个土耳其的生意，也许都没法做了。”里拉暴跌当天，孟晓心里一沉。过去的两年，土耳其在他的生意版图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一则看似与普通人无关的国际新闻，在南方大厦里他的档口酿成一场风暴。

南方大厦在世界的中心。一年四季，着白袍戴平沿白帽的阿拉伯人，蓄着络腮胡子的巴基斯坦人，以及肤色黑得发亮的非洲人，往来穿梭，在全世界织成一张巨大的贸易网络——路线既漫长又复杂，从商人的故乡延伸至迪拜、伊斯坦布尔、曼谷以及欧洲、北美。南方大厦是这张网络的心脏。

今年，广州第一座钢筋混泥土高楼南方大厦迎来一百岁的生日。嵌在斑驳的骑楼、西关大屋与十三行里，充满“第三世界”气质，南方大厦的存在，与我们野心勃勃的时代，有些格格不入。

大厦内部，有年代感的电梯狭窄、逼仄，许多人习惯穿过墙壁污黑、栏杆锈迹斑斑的阴暗楼道。市场灯火通明，与楼道对比，甚至可以说过分明亮。每一层的景观都差不多，档口密密匝匝，如同迷宫，即使在楼里工作了十年，依然可能迷路。楼道并不宽敞，你很难避免与来自印度、中东或者非洲的商人肢体碰撞，香水味、食物的香料味混杂着手机壳的橡胶味，扑面而来，又倏忽而逝。

与深圳华强北电子交易市场在国内极客和爱好者那里声名远扬不一样，南大只在外国客商那里有口碑。“广深高速堵车，世界电子市场就要抖三抖”，南方大厦流传的这句名言，多少透露了他们对外界“只知华强北而不知南方大厦”的龃龉。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内有22个电子元器件交易专业市场，每年网罗了来自南美、北非、中东、西欧和东南亚的几十万中小厂商，是中国最大的电子配件外销交易市场。在这里，计量单位是柜——集装箱。一个个柜从广州南沙和深圳的港口出发，将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工厂里加工制造出来的配件，运往世界的港口公路。

在档口店主那里，东欧的波兰或者西非的多哥这样的国名不只意味着地理区位和国民肤色，它召唤起的是一段独特的密码，关于某个一起吃过饭的客户的脸、待收的账单和某些特殊产品需求。

卖音箱音频类产品的档口老板孟晓深谙这套对应暗号。他出生于汕头，在他的故乡，李嘉诚的故事家喻户晓。这里的男孩都有一个“李嘉诚式”的梦想——远走他乡，创造财富。

他扎在南大近十年， 潮汕人善经商的基因在他身上已有所体现，每片大陆上不同客户的喜好他已了若指掌。论起外观偏好，南美、东南亚、非洲、中东的人群喜欢金灿灿的产品，日韩则偏好素净简洁。挑剔起音质时，南美人要求高音准，欧美人讲究低音要沉。“我们根据客户的地域、卖的渠道给他推荐货源，一般他们能20分钟完成采购。”时间就是金钱，孟晓很为客户着想。

土著们知道自己手中端的饭碗从哪里来。档口老板、小妹、拉包客、货车司机甚至穿梭于人流、车流和大厦阴影里送外卖的小哥，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朴素地定义它所连接的世界。

悬挂的地图几乎成了栖身于此的生意人未宣之于口的雄心的昭示。它寓意客户遍及世界，从重庆来到南方打拼的万州人程勇，愿意为之砸下重金。2003年他进驻南大商圈，花了几万块特意给档口安了全广州最漂亮的玻璃镂空地图。“老外们不知道我叫什么，但都知道西堤A7，当时整个广州装修最好的档口。”

1998年，程勇从西南内陆的山村村支书任上辞职，只身南下。在广深高速之间穿梭多年后，终于在珠江边的南方大厦落脚。此后十几年，全球电子市场的潮流变化，在他档口里的生意里有了具象。世界地图是南方大厦流行的癖好，孟晓的店内的墙上也镶嵌了一幅金底白字的世界地图，这是抛下故土牵绊在外闯荡的草莽英雄们难得外显的浪漫情结。

在熙来攘往的商人眼里，南方大厦是这张地图的心脏，是他们旅程的终点，回程的起点，有时候也是幸福或苦恼的原点。

“南大”为远方的来客准备好了一切。英文是通行语言，档口小妹们用不甚熟练带着口音的英文与客人沟通，产品上贴着的3C认证和用来打响认知度的店名也是英文。那些悬挂在墙壁上的插头多是圆孔和异形结构，偶尔闯进来的国内用户想要单个购买？行，那就再买个转换插头吧。

在南方大厦，处理与客户的关系是一门艺术。“Business is business”，“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这是精明的孟晓的原则，因为无法掌控风险。

那些有着黑色或者褐色皮肤的商人，是南方大厦里流动迁徙的候鸟。一位学者曾经在索马里的网吧遇到打算去广州倒卖“冒牌”电子产品的阿卡，他抓狂地砸着键盘，“我根本找不到他们的网站，只有欧美品牌的。”信息壁垒依然严峻，南方大厦里的商人，也许只是拿着某位同乡给的名片，或者循着道听途说的消息而来。

建立绝对的信任，并不那么容易，江湖义气在这里难以奏效。商人与档口妹或者老板的交流模式，有一种锋利的粗陋。他们记不住对方复杂的名字姓氏，所有的对话，都可以削去委婉客套的铺垫。档口妹拿着计算器，用简单的英语“this money”即可促成交易。

文化、语言、宗教与身份的隔阂，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商人与商人之间，也很难有任何的交集。如果一位巴基斯坦的商人，向一位西非人介绍自己叫“侯赛因”，对方多半会瞪大眼睛，吓得立即跑开。他或许会视之为伊拉克的前总统或者他的鬼魂，这听起来有些夸张，却并非不可能。商人们独来独往，在南方大厦擦肩而过，入夜时分，散入广州的大街小巷。

蝴蝶效应

在南方大厦，早期的淘金者是成功的。比如程勇和孟晓，朋友和生意都遍及天下。在广州，他们按照中国的礼仪招待客户，“他们也会邀请我出国，考察他的生意，参观他的商店。”程勇嘴角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半年前，他和妻子去过东南亚，机票是当地的客户订的。

但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伊朗商人默罕默德欠了程勇数十万的款项后，再无音信。“我没有去过迪拜，但迪拜那里好几个人欠我钱”， 他已经是迪拜人的债主了。

突然消失的客户也许与当地的局势有关，“大家都想好好做生意，长期合作，无故不会突然失联。”一位叙利亚的商人，回国后在街头被流弹击中身亡，这样的故事在南方大厦流传。国际新闻总会变成档主们能感知到的真实事件发生，而每一次汇率涨跌和金融危机背后，一定有一个又一个让人纠结不已的故事。

四月份以来，伊朗本国的货币汇率一蹶不振，从中国发出去100万元的货，由于汇率激变，到了德黑兰就会变成300万元。孟晓的客户开始违约，一些客户4月底下单，5月份临到要发货的时候，对他说，“取消，全部取消。”

叙利亚动荡之后，孟晓在当地的客户，另一个穆罕默德，选择把货停在了国境外。交通线被切断，这位大马士革的穆罕默德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消化集装箱装里的音箱。他的卖货方式也变得原始，走街串巷，像极了中国几十年前出现在农村里的卖货郎。“虽然打仗了，但老百姓还是要过日子啊。”谈话总是以档口店主们对千里之外苦难的悲悯结束。

蝴蝶效应在这里总会应验。经过重重传导，美国总统的一句话就可能在几个月后变成某个港口迟迟无人提货的订单。

结果是，南方大厦的土著们比谁都在意这些世界大局——谁是一个国家的新任总统、关税政策以及汇率如何波动，或者全球捅马蜂窝的特朗普总统又在推特上叫嚣要对哪个国家发起制裁。

相比档口老板，拉包的搬运工们眼中的世界，大部分时候被简化成了黑白般简单。干了十几年的拉包客，郝红梅老家湖南衡阳，从广州回家要坐六个小时火车再转一个小时汽车。她不懂英文，看不懂每天拖拉的包裹上的复杂代号，肤色和打扮成了她区分外来委托者的唯一方式。“黑人喜欢讨价还价，白人更大方，有些外国人中文非常好，会说白话，还有人甚至会说湖南‘吃饭’。”

很多时候，郝红梅的肩背和手指甲状态，就能反映市场里的变动。五年前最忙的时候，她从早到晚一天要拉十几单，手指甲都磨秃了。不是修剪后的秃，而是整个指甲盖长期被钝物磨擦后的干枯泛黑，肩背入夜后也时常酸痛。今年以来，她发黑的指甲颜色正常了一点，肩背酸痛也变轻了。不用拉那么多货，她反而不开心，“年成不好，没生意喽。” 

有过一个段子，一个外来者闯进南方大厦。他路过洗手间，在嘈杂的环境中，世界货币汇率波动的财经播报的声音高得有点突兀。听到汇率波动预警时，里面隔间里爆出了一句粗话，“X，还涨，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种草根阶层太过接地气的庸常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反差，让南方大厦里的日常披上了一层滤镜，余味无穷。

丛林法则

如果你不是商人，也许永远不会踏进南方大厦。

来自潮汕、重庆或者什么地方的档口老板、世界各地肤色各异的商人、中年搬运工、青春貌美的档口妹是南方大厦里的主角。生活蒸腾熬炼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关乎焦灼、财富欲望、生存的艰辛以及朴素的世界主义。

在这里，对财富的渴望与青春奋斗的热情，曾经生机蓬勃。

2005年，最早来到南方大厦的淘金客，有台湾人、香港人以及部分从深圳循着商机而来的内地人。“台湾人带来了一切。”早年，他们可能只是港资、台资厂里的普通工人，掌握技术、生产管理流程之后，在西乡盐田或者龙岗开办了自己的工厂或作坊，不甘心只赚取制造的利润而来到南方大厦。

程勇是淘金者之一。他的故乡在重庆万州，那里曾因三峡移民而染上了一层哀伤的色彩。三峡截流后的第二年，他离开万州，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南下深圳淘金，帮妹妹管理西乡盐田的工厂。工厂只有6个人，与小作坊无异。工人们住在厂里，没日没夜地加班，一天能做三四千个手机壳。

2003年，程勇揣着5万元来到广州，在南方大厦旁边的中百电子城开了一家5平米的档口，次年搬到南方大厦另一侧的西堤数码港。正春风得意，程勇花了3万元装修，地板选用浮夸的透明玻璃，“像鱼缸一样，但里面没有鱼，只有世界地图”。

一年之后，程勇将档口迁往南方大厦。那时，社会财富正在洗牌，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迁，一切皆有可能。南方大厦是一片江湖，鱼龙混杂，充满草莽气息。在这里，程勇们不惧怕与昔日仰望的台商、港商短兵相接，“就像发生在东莞和深圳的故事一样，台湾人和香港人离开了南方大厦”。

那是他们的黄金年代，“珠江啤酒一箱一箱地往宿舍搬”，程勇至今念念不忘那段日子，“有酒喝，有钱赚”，带着成捆的现金衣锦还乡。

2009年，年轻的汕头创业者孟晓来到南方大厦时，已经看不到港台人的身影了。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告诉他：“你去做生意吧，不要给别人打工。”他背着包去了深圳，在亲戚的工厂里当起“学徒”。两年之后，他开办了自己的工厂，生产“山寨手机”。这些可以插两张Sim卡、待机14天的手机，会通过华强北、南方大厦的某个档口，由国际“倒爷”，运往非洲、中东的某个国家。

档口老板始终是南方大厦的“上层”，他们可能是亿万富翁，但在人群中，依然难以辨认。对于他们而言，关于南方大厦的记忆，就像一坛打开太久的酒，流逝的岁月消解了它最为清鲜的味道与明丽的色泽，剩下泛着年代感的寡淡与从容。

在南方大厦的楼道里，搬运工总是沉默不言，行色匆匆，他们需要为下一单生意争取几分钟的时间。哪怕在车流如织的马路上，他们也总拖着两米高的货物飞奔，罔顾危险——即使一单只能赚40元。在折叠的南方大厦里，他们处在最底层。

没有生意的时候，郝红梅和同乡们躲在树荫里，靠在小推车上，打扑克、聊家长里短，或者看着来往的行人发呆。对于女搬运工，偶尔有人会投来略带惊诧与同情的目光，但随即收回。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片刻理解与温存。

郝红梅们有着类似的身世，来自湖南衡阳，或者河南某个农村，初中毕业甚至肄业，便来到珠三角的工厂打工，随后回到老家，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成为中国数不清的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为了生存，郝红梅们回到广州——没有技能，没有青春，只剩下最基本的体力活了。

他们的子女，也许还会重复这样的命运。郝红梅的女儿，在南方大厦做档口妹。和其他人一样，涂抹着鲜艳的口红，用生涩的英语招徕生意。在这样的氛围里，年轻女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偶尔，有南非或某个国家的商人携带了中国女孩做翻译，一些流言蜚语便在私下传开，“他拿着大把美元，两人的关系肯定不简单。他们需要一些年轻的女孩，排遣在异国他乡的寂寞”。

“你读了书，又会英语，你去开档口吧。”郝红梅的一位同乡不无艳羡地对我们说。在他们的观念里，档口老板，是这个“世界”地位更高的人。

黄昏是南方大厦一天之中最繁忙的时刻。夏日里，暴雨总是如期而至。雨水的气息，玉兰花开败的香味，食物腐烂的气味，搬运工身上汗水的气息以及货物里的灰尘，充斥着南方大厦一楼的甬道。人民路高架桥遮去一半的天空，霓虹灯在雨水中，愈加暧昧。

准备离去的中国老板、中东人、非洲人与小摊贩、湖南女搬运工拥挤在屋檐下躲雨。这是南方大厦里，所有人都“平等”的时刻。

“中国制造”

从人民中路转入西堤二马路，抵达南方大厦，将会途经“白宫酒店”。它的招牌挂在沧桑的骑楼上，生活于此的人们对“山寨感”已经习以为常。

“品牌”在南方大厦，依然是奢侈品。顺着电梯上二楼，人会淹没在五彩斑斓、型号各异的手机壳的海洋里。它们挂满了档口的每一面墙壁、橱窗，每一款都可以在另一个楼层找到同款。据说新款出来后两三天，“山寨品”就上市了。

在这里，“山寨”是一个没有太多道德评判的语词。程勇与孟晓，从山寨机里赚到过第一桶金，他们并非个案。2007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生产了1.5亿部山寨手机。那段“中国制造”的历史，很多人已经羞于提起。主流话语中，大牌厂商恨透了深圳工厂的模仿能力，批评它们设计能力匮乏，“借鉴”低成本，“打假”困难等。

南方大厦的跨国商人们，从不纠结这些。毕竟，发达国家的设计并不关心日均生活成本在1.25美元以下的市场。如果按照那套富有道德感的商业逻辑，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一位档口老板回忆那段“疯狂”的年代，在诺基亚的时代，一个制作好的手机后盖，只要能卡住保证手机不会散架，就会被来自迪拜、非洲的商人们抢走。他们甚至经常能听闻这样的消息：大西洋或者印度洋上，货轮的集装箱爆炸了，里面装满从广东运出的电子产品。

早在十几年前，东非商报的某位专栏作家，就曾诟病这种“欺骗”行为：“天才晓得怎么区分‘Citizien’和真正高质量的‘Citizen’手表的区别，‘Sekico’和‘Seiko’手表。”同理，还有“Nokila”和“Nokia”,s“Sory Ericsson”与“Sony Ericsson”。

“坏消息”阻止不了商人们来到南方大厦的热情。那些在联合国贫困线标准以下地区辗转的商人们，很少会为顾客去买真正的品牌手表和手机。在广州的街头，我们就曾遇到一位肯尼亚女商人，她花了2000元，买了四部手机，一部pad 外加一个按摩器。直至今天，山寨货依然是非洲大陆备受欢迎的产品。不管怎样，它们为无数贫穷的人带去了音乐和信息。

2009年，敏感地觉察到山寨手机即将成为明日黄花，程勇与孟晓同时开始激流勇退。2010年，iPhone4发布，小米成立，手机市场的洗牌拉开了序幕。法律也开始向山寨产品施压。在华强北，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警察来了！”狭窄的楼道里，传来一声尖锐地叫喊。情急之下的档口老板，直接将整箱山寨机从窗户口抛下楼。

程勇踩着大屏手机的风口，推出了一款3D手机膜。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赌博，他从日本购买原材料，在台湾加工，再运回“南大”销售。市场的手机贴膜价格在几块钱的时代，他冒险将成本12.5块的商品推出来，包装好后以25块卖给全世界的客户——他赌赢了。

这款手机膜让他尝到了甜头，却也饱尝“山寨”的苦果。没过多久，南方大厦里，同款保护膜已经铺天盖地。得益于强大的中国制造能力，成本价降低了一半。他的“台湾制造”则只能躺在黑暗的仓库里。无奈之下，程勇最终将那些滞销的产品赠送给一位迪拜的朋友。

他们需要重新思考知识产权、秩序、设计的附加值的意义，即使他们曾经以冒犯这些规则为生。

一头扎进刚刚起步的蓝牙音箱的孟晓，同样感受到过程勇的窘迫。客户们并不能从产品区别是出自他的档口，还是其他人的，“我需要一个有辨识度的品牌”。

“波迪卡”的名字，是一个巴基斯坦人的创意。在程勇听闻波迪卡（Body Guard）的意思是“保护盾”后，欣然接受了。思前想后良久，孟晓给自己的音频音箱档口命名为“Apollo Music”。这位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祇除了是太阳神，还掌管音乐，现在它成了一位中国商人的产品守护者，“外国人都知道Apollo”，孟晓认为这贴合他的生意。

他们就像是从水下拔节而出的荷叶，渴望沐浴在阳光里。就像中国制造对高端与科技的渴望一样，程勇与孟晓开始喜欢一些“新鲜”的商业词汇：“做原创”，“定位中高端”，“与欧美的产品竞争”。

显然，这并非易事，那是CBD精英们设定的游戏规则。二楼转角的档口里，一位小男孩动作熟稔地将背面描绘着花朵、镶嵌着假钻石的手机壳装入透明的塑料袋中，他的父母也在一旁埋头劳作。类似的家庭作坊在南方大厦依然常见。一个月后，这只手机壳可能会漂洋过海，装在曼谷或巴西的某个女孩的iPhone上。

两个世纪前，这里的景象则完全不同，官方唯一合法的窗口十三行与南方大厦相去不过百米，世界首富伍秉鉴在这里将中国商人的谨小慎微和长袖善舞展现得淋漓尽致。南方大厦往东两条街区便是沙面，民国鼎盛时期，那里聚集了十余家外国领事馆与四十余家洋行。在那段岁月里，作为高端百货公司的南方大厦属于富商和他们的家眷，领事以及夫人们。他们四散而去后，这里只剩下一度热火朝天的场面和一直口口相传的历史往事。

眼下，对这个小王国的所有人而言，最紧要的是如何度过急转直下的外贸寒冬。

伊朗“朋友”默罕默德失联后，程勇与孟晓开始尝试互联网内销渠道了。8月底，与世界同此凉热的市场里，有人来催他们学直播，“蚊子再小也是肉，熬过去就好”。就像他们之前度过的一个又一个悲欢交替的周期那样。

（本文受访人物为化名。本文由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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