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自己刺杀的革命家

　　被自己刺杀的革命家

　　章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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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06

　　章诗依

　　刺杀大人物，搞个大新闻，是千百年来令人低徊不已的历史剧目。不过，相形之下，描写政治暗杀的电影却是个很小的品类，其中的杰作更少。

　　中国电影中，陈凯歌拍于上个世纪末的《荆轲刺秦王》，耗资八千万，虽票房惨淡，但其口碑却不断被时间所加持，如今将其看作“史诗般的作品”者大有人在。

　　作为有刺杀总统爱好的国度，美国最有条件拍出好的政治暗杀片，以拍政治片见长的奥利佛·斯通不负众望，他的《刺杀肯尼迪》（JFK）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但严格地说，该片算不上标准的政治暗杀片，因为它其实讲述的是暗杀发生后的调查故事，缺少一部标准的政治暗杀电影应该具备的两个元素：一是直接描写刺客行刺的全过程，二是同时要有对刺客性格的揭示。林肯的被刺杀多年来不断地在银幕上被演绎，但迄今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手笔。最近的是2013年上映的《刺杀林肯》（KillingLin-coln），除了汤姆·汉克斯的旁白赢得喝彩，整部片子仍然宣告这一主题处于歉收的状态。

　　刺杀希特勒同样是导演们乐此不疲的题材，过上十年八年就有人来此掘金，不过同样也是佳构阙如。2008年公映的由美、德合拍的《行动目标希特勒》（又名：瓦尔基里计划，Valkyrie）描写二战末期德军部分高级将领对希特勒的惊天一击，由汤姆·克鲁斯演绎冯·施陶芬贝格，众多老戏骨助阵，公映前花边漫天飞，最终只赢得了票房而没赢来口碑。相比之下，2004年由德国自家打造的《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倒以严谨、质朴的风格得到不少影迷的嘉许。

　　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于1986年被刺身亡事件，也被搬上过银幕，但凶手谜一般的存在，注定了影片不可能是一部标准的政治暗杀电影。

　　除了直接描写刺杀过程之外，与一切好的电影一样，好的政治暗杀电影要予人以情感和审美的享受，要有丰满的性格刻画和感人的人性深度。以这个标准衡量，《刺杀尼克松》（TheAssassinationofRichardNixon）与《刺杀托洛茨基》（AssassinationofTrotoky）这两部小制作电影，倒堪称政治刺杀电影中的佳作，它们均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刺客形象。

　　《刺杀尼克松》由美国年轻导演尼尔斯·穆勒执导，是2004年戛纳电影节影展的参赛作品。影片系根据真人真事拍摄，由著名影星西恩·潘饰演主角萨姆·贝克。贝克是一个办公用品的推销员，由于呆板，推销业绩差，经常被老板嘲弄，婚姻危机同时爆发。贝克全力扭转人生败局未果，绝望中决定劫机去华盛顿刺杀总统尼克松，他射杀了副驾驶与一名乘客，但连尼克松的影子都还未见到，就被击毙了。

　　影片中，西恩·潘将一个男人的绝望演绎得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他的业绩不好，不只是因为天生的笨拙，还来自性格中天赋的淳朴，他不愿意夸张地向顾客介绍产品的品质，为此老板极为恼火，对他深为不齿。随着事业的失败，婚姻危机来临，某一天，他望见妻子从一个男人驾驶的加长轿车里走出来，那一刻，贝克心碎的神情令人唏嘘。为了挽救婚姻，他努力增长自己的谋生本事，最后都无功而返。《刺杀尼克松》中的政治，不是党派、政治集团间的冲突与相杀，而是借助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质疑、批判以交换为基本游戏规则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每个人都必须尽力去开发自身的交换价值，到市场上换回自己的口粮。贝克的老板们是这一游戏规则下的行家里手，他们被塑造为资本主义的阳刚性符号，肥头大耳，有一副好肚腩，一派舍我其谁的气概，对利润有永无止境的追求。他们把戴尔·卡耐基、拿破仑·希尔的书与录像带——这些成功学的圣经，狠狠地摔到贝克的面前，嘲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贝克，似乎属于那种不适合现代社会的物种，无能在社会的交换链条中获得自己的份额。

　　西恩·潘的出色演技让这部影片大放光彩，但在奠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美国，这样一部电影注定不会获得喝彩。主流舆论拒绝用一个个体的失败去质疑整体的社会制度，《纽约时报》发表的影评甚至认为，拍摄《刺杀尼克松》的年轻导演，不过是想用一部表现一个疯狂的美国人的电影去撬开戛纳的大门。

　　尽管如此，在成功与竞争哲学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相信西恩·潘贡献的这一失意男人、失败刺客形象，在银幕上将保有长久的生命力。

　　与西恩·潘一样，法国影星阿兰·德龙在《刺杀托洛茨基》中，成功塑造了一个刺客的形象。《刺杀托洛茨基》拍摄于1972年，早在1967年，阿兰·德龙已在电影大师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独行杀手》中，扮演过一个冷面杀手，并因此而一举成名。这回，在常年居住英国的美国导演约瑟夫·罗西导演的《刺杀托洛茨基》中重拾旧技，对他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

　　不过，此刺客非彼刺客。《刺杀托洛茨基》中的刺客，基于真实人物而塑造，不同于梅尔维尔虚构出来的杀手，这位来自真实世界的刺客并非是个冷血动物，而是一个有正常情感的人，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视杀人如砍瓜切菜的的梁山好汉不同，当他举起屠刀时，有基于道德与良知的迟疑乃至痛苦。

　　按照波兰著名传记作家伊萨克·多伊彻撰写、迄今为止仍是最权威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中所载，刺客“雅克松”的真实姓名从未公开过，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母亲是西班牙共产党人。“雅克松”的国籍也始终成谜，他说自己是比利时人，在法国长大，却不会说法语，他持有加拿大护照，而来到托洛茨基最终的避难之地墨西哥时，用的却是假的墨西哥护照。在墨西哥，“雅克松”的表现十足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生意人、富有登山经验的运动员、花花公子，他还自称是石油公司的代理人。利用两年多时间，“雅克松”先是煞费苦心地接近了托洛茨基的秘书西尔维娅·阿奇洛芙，成为其情人，然后以托洛茨基的好朋友阿尔弗雷德·罗斯默为跳板，最终得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刺杀。

　　然而，接到刺杀命令后的“雅克松”，却一改强健快活的性格，变得神经质起来。“他脸色苍白，面孔抽搐，双手痉挛，一天大半都是躺在床上沉默不语，闭门不出，也不跟情人西尔维娅说话。有时他又突然变得亢奋与饶舌起来，让托洛茨基的秘书们大吃一惊。”多伊彻在传记中写道。在向秘书们夸耀自己的登山伟绩与巨大力气时，“雅克松”甚至下意识地流露了未来的刺杀信息，他说自己“用一把冰镐只一下就劈碎了一个大冰块”，而几天后，他就用冰镐将托洛茨基一击致命。

　　多伊彻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第一本出版于1954年，最末一本出版于1963年，约瑟夫·罗西执导的《刺杀托洛茨基》中，在细节层面，对多伊彻书中对事件、人物以及托洛茨基避难环境的描写，忠实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阿兰·德龙扮演的“雅克松”，固然与书中描写丝丝入扣，由理查德·伯顿扮演的托洛茨基，亦可谓形神兼备，将托洛茨基坚毅、固执而书生气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美中不足的是，影片对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来龙去脉，以及与托洛茨基命运相关的人物，都却缺乏必要的交代，而不了解这些背景，不但对影片中的一些情节不能理解，更无法理解托洛茨基悲剧命运的深度。其实，如果用旁白或字幕的方式在影片开头做一概括性的交代，就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来到墨西哥之前，托洛茨基，这位昔日的革命巨人，就已经是丧家狗了。当然，这里用的是李零先生的定义：所有怀抱理想而在现实世界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都是丧家狗。只是，作为丧家狗，托洛茨基的悲剧要更为深重。这位列宁的亲密战友，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总司令，共产国际的导师，被誉为具有马克思才有的才华的理论家，在革命成功后的苏俄，先是丧失立锥之地，亡命他乡，继而被彻底吞噬。起初他被斯大林放逐到土耳其王子群岛，随后到法国、挪威避难，后来因挪威政府屈从斯大林的压力，不得不转而到墨西哥避难。

　　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与妻子娜塔莉雅由挪威乘船来到墨西哥，左翼的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派自己的专车到码头迎接托洛茨基一行，来迎接的人中，包括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及其妻子、著名现代派画家弗里达·卡洛。卡德纳斯一生实践农业激进思想，反对外国资本统治，但无意卷入共产国际的内部斗争，他在困难的处境下不失尊严地拒绝了斯大林对接纳托洛茨基的抗议，并且给托洛茨基提供了惬意的住处与适当的安保。

　　在墨西哥的三年多时间、也是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托洛茨基有过短暂的美好时光，他种花、养兔子，并且在儿子廖瓦被克格勃毒杀于巴黎后，把寄养在廖瓦家中的外孙谢瓦（母亲死于自杀）从儿媳让娜手中夺回来，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他的院子有墨西哥政府派驻的5名警察昼夜把守，同时还有8-10名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徒义务地参与保卫工作。在《刺杀托洛茨基》中，外孙谢瓦有过几个镜头，但如果不知道上述背景，就不会了解那张甜美英俊的脸对颠沛流离中的托洛茨基意味着什么。

　　托洛茨基的避难之所，成了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朝圣之地，同时也是高谈阔论的沙龙。来者多是教育活动家、自由主义的教授、新闻记者、历史学家，而那里的话题，从辩证法和超现实主义到美国的黑人状况，从军事战略到印度的农业或者巴西、秘鲁的社会问题，范围非常广泛。每一位拜访者都是托洛茨基新知识的来源，他听着，问着，做着笔记，争论，再重新提问。在旁人眼中，他的好奇心与吞噬事实的能力似乎是无限的。

　　然而，死亡的气味很快散发出来。尽管远离故国，托洛茨基的命运，仍被远方的独裁者所决定。在遥远的苏联，斯大林决定，再也不能让托洛茨基活下去了。这不但因为托洛茨基还在激情地谴责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还因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国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尽管被成批成批地关进监狱，但仍表现出高度的团结精神，斯大林担心，战争的洪水会让托洛茨基咸鱼翻身。于是，克格勃内部专门负责铲除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部门开始高效运转。

　　影片对托洛茨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表现出的书生气做了描写。在墨西哥的斯大林主义者对其实施了一次武装袭击后，他仍然拒绝加强对身边人员的防范，宁愿承担风险，也不愿形成疑神疑鬼的气氛而影响士气。他更不接受对来者一律搜过身才能入内的建议。如果接受这一建议的话，“雅克松”就不至于能带着冰镐、手枪进入托洛茨基的书房，堂而皇之地对刺杀进行一次“彩排”，继而搬演成功。

　　与多伊彻对托洛茨基抱有的巨大同情与高度赞美不同，《刺杀托洛茨基》结尾，导演开始与多伊彻分道扬镳。“你是谁？”面对功成被捕的“雅克松”，警方厉声发问。这差不多是所有刺客被捕后都要面对的问题。

　　此时，影片定格于“雅克松”阴沉、可怖的面孔。沉吟半晌，他大声回以一个令人惊悚的答案：“我是托洛茨基！”影片随即结束。

　　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尾，含义不难理解——以暴力革命起家、信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哲学的托洛茨基，其实是死于自己的哲学之下。

　　这样的结尾设计，突兀地赋予影片以强烈的审判色彩，而又并非没有理据。根据金雁先生的《倒转红轮》一书记载，1921年2月底，曾经是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主要支柱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出倡议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因此建议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这一要求建立真正的苏维埃的诉求，有其合理性，但被苏维埃政权定性为“反革命暴动”予以血腥镇压，而托洛茨基正是镇压的总指挥。当时有报道说，“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腰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起义被镇压后，判处极刑的有2103人，各种有期徒刑的有6459人，有8000人从冰面上逃到芬兰。二战结束后，苏联内务部把这些水兵从芬兰带走，关进国内的集中营，此时，这些水兵已经是对苏联没有任何威胁的老人了。

　　托洛茨基也是革命可以不讲道德的哲学的鼓吹者。他曾说：“争权犹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犹如棋局面前没有道德问题一样。”

　　如今，当托洛茨基被伟大领袖宣判为革命的叛徒时，他被自己的哲学所反噬，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