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通常被认为中国处于“刘易斯拐点”阶段的重要证据。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剩余是主流，而民工荒只是局部特殊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4月6日在京发布《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处境与对策》(下称《报告》)。《报告》称，民工荒并不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转移完毕的表现。
《报告》同时表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发展失调既有全国层面的制度政策因素，又有区域的特殊背景，而“三化”协调发展最终要表现在城乡居民的个人行为上。
全球化威胁中西部农业
《报告》作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表示，过去WTO体制虽强调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但各国仍保留着相当的市场空间限制了全球自由贸易。中国作为从开放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将来一定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如此将面临更直接、更严峻的国际竞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樊明分析说，一方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等制度安排导致中国形成低效率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受限于中西部广大地区的农业条件，中西部难以实现基于大型农业机械的农业现代化，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比农业发达国家高。
“如果最终中国选择开放农产品市场，将可能导致中西部大量农田退出谷物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大量农民就可能退出农业。”樊明说，中西部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如果全球化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集中涌入到城镇，工业和城镇能否接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是未来中西部“三化”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近来有观点认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已离开农村。但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这就意味着还有近一半人口仍然留在农村。他们是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根据2014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西部仍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包括男性青壮年劳动力。《报告》称，目前仍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且从事农业生产，和年鉴数据基本一致。因此，目前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樊明所组织的多次调查发现，亩均劳动力从低到高，小麦和玉米的亩均产量基本不变，甚至下降。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0。“这是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最确凿的证据之一。”樊明说，若要实现城乡收入均等化，农业产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应当等于农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的比值。2013年占全国劳动力33.6%的农业劳动力只生产出10.01%的GDP。而在城乡收入均等化的条件下，生产等量的GDP只需要10.01%的农业劳动力，这也说明农村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报告》认为，一方面，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是“刘易斯拐点”第一阶段的特征;但另一方面，这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意愿相当低，或只愿意就近打工，结果导致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民工荒。
农民面临去与留两个选择(小标题)
《报告》称，在存在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农民面临着在城镇就业或继续留在农村当农民两个选择。做出这两个选择的基本方法是成本-收益比较。
如果城乡收入差距大，就意味着农民进城的收益大，农民就会更多地选择到城镇就业。美国、日本和韩国城镇化率增长和城乡收入比的关系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则城镇化率增长越快。中国也有着类似的经验。《报告》称，根据以上分析，只要城乡收入差距继续存在，城镇化进程就不会终结。
《报告》说，如果农民选择到城镇就业，到哪里的城镇就业也是一个问题。就中部农民而言，如果中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就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到中部城镇打工，进而提高中部的城镇化率。
如果东部沿海城镇居民平均工资高于中部，部分农民工就会选择到东部沿海城镇寻找就业机会，这将会降低中部的城镇化率。
研究显示，中部城乡收入比对中部的城镇化率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东部与中部城镇居民收入比则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报告》说，沿海三大区域的经济优势和打工距离共同主导着中西部农民工在沿海地区打工区域选择。中西部三大区域农民工打工的首选都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这显然与长江三角洲当下的经济强势有关。环渤海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的选择，就近原则体现较为明显。中部六省自北向南农民工打工区域选择的重心对应于沿海从北向南的三大经济圈。
调查发现，西北省份的农民工多选择环渤海地区，而西南省份农民工则多选择珠江三角洲地区。因此，农民工到哪个区域打工是一个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行为，而非政府力量。
《报告》说，随着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特别是农产品市场全球一体化，由于中西部农业自然条件缺少国际比较优势，成本较高，由此很多农民将会放弃农业，加入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是中西部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
市场能有效配置农业资源
《报告》说，在中国一直强调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基本理由是农业的弱质性和外部性，而农业的弱质性强调，农业生产承受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生产周期长且产品供给滞后，农业投资回报率较低。
“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个产业不管具有什么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会获得相应的市场回报。”《报告》认为，世界本无弱质产业。农业的外部性强调，农业具有生态环境、生活、经济等功能。农业还具有相当的负外部性，如化肥和农药使用引起的土壤和水污染、生态的破坏、土壤沙化盐化等。
《报告》说，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将是多余甚至有害的。农产品市场最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原因是农产品市场存在大量买者和卖者，产品的同质性较强，进入和退出壁垒较低，信息透明度较高，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所以农产品市场能够实现充分竞争。
调查显示，农民能够根据价格等利益信号调整生产经营，具备经济人理性，是市场的良好参与者。因此，政府应减少对农业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农业资源的配置作用。
“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主流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报告》说，在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现代化运动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农业最为发达。土地私有制、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如果一个国家或因制度偏好或因自然条件等因素没有或不能选择农业现代化的主流模式，就一定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存在问题。”《报告》举例说，如日本、韩国选择了小农经济的模式，由于其效率较低，必然导致农产品成本高，从而价格高，又使得日本、韩国政府选择高农业补贴和强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现正日益受到挑战，难以为继。
《报告》称，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有国别选择，成功的国家如以色列、荷兰等，但选择空间有限：非主流模式国家的农产品不会是谷物等大宗农产品，市场有限，不可能同时适用于太多的国家，尤其是农业大国。非主流模式国家的主流农产品的生产往往和特定的自然条件有关。
甘肃兰州郊区，管护员李宗莲正在为山上的小树浇水。摄影/章轲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农民在田间耕种的景象。摄影/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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