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说，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11月25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传来噩耗，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逝世，享年95岁。作为一名经济历史学家，诺斯对经济和经济制度，以及制度对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因为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诺斯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期《旧闻》关注这位传奇经济学家是如何一步步改写经济史的。
早年经历丰富
“我出生在美国马萨诸萨州剑桥市，这里是两所世界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我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因为我的家族是书香门第，而是因为1920年11月5日我出生时父亲正好在医院附近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当经理。”这是道格拉斯·诺斯在自传中对自己的一段介绍。他的童年总是因父亲的工作变动而不断地更换地方，从康涅狄格搬迁到加拿大，再到欧洲，简直可以用居无定所来形容。可在诺斯的印象里，居住地换了又换并没影响其受教育的机会。
因为母亲的教育观念使然，1929年至1930年，诺斯在瑞士洛桑公立学校上学，之后其小学和中学是在渥太华度过，1933年才迁回美国，并在康涅狄格州接受了高等教育。“当我来到这里，我对摄影专业产生了极深厚的兴趣，我人生早期最值得关注的国际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和七等奖都是在高中时期获得的。”诺斯在自传里写道。
诺斯能成为举世闻名的经济学家，与其家族的关系并不大。“其实，我们家族并不是书香门第，父亲还没有高中毕业就开始养家糊口了，我也不确定妈妈是否完成过高中学业。然而，母亲却是位思想活跃、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心的兼具智慧的女性，她在我的教育和成长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叔叔和婶婶也让我对音乐产生了兴趣，他们也算是对我一生影响较大的人。”这是诺斯对自身成长背景的一段概括。
进入大学，父亲成了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西海岸的主管，于是诺斯全家搬到了旧金山，因为不想离家太远，诺斯最终决定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读本科。“到了那里之后，我的人生算是彻底改变了，因为我彻底被马克思主义征服，并参与了学校很多的社团活动。我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41年6月22日，当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我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孤独的寻求和平的人士，很多原先相信共产主义的人都转而去支持战争。”事实证明，这段时期的学习和认知使得诺斯对经济学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加州大学读本科阶段，诺斯最多算是个中等生，平均成绩比“C”级稍好些，他选修的主要课程方向是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诺斯也曾想过去读法律学校，但是战争开始后，他非常抵制战争，于是毕业后就加入了商船。不过，诺斯在海上逗留的时间不长，只是跟着船长学会了航海技术，从旧金山到澳大利亚的航线使得他非常着迷并多次往返，后来还到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前线。而所有这些经历，为他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技术素材。
在诺斯看来，战争给予他最多的是学习时间，在那三年里，诺斯不断地阅读，这为他之后成为经济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二战的最后一年，诺斯在加州一所海事学校教授军官们航海知识。那段时间，他又爱上了摄影，在到底要当一名摄影师和经济学家问题上也纠结了很久。
1941年夏天，诺斯认识了多萝西·兰格，她是农场安全管理局的一名摄像师，专门为移民和游客拍照，多萝西劝说诺斯成为一名摄影师，但是多萝西的丈夫保罗·泰勒是加州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也多次劝说诺斯成为经济学家。于是，在这对夫妻的影响下，诺斯最终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
“重新回到校园时，我想清楚了自己人生的追求就是要让社会变得更好。为此，我要弄明白经济到底如何运行，为什么有时顺利有时失败。我相信一旦我们理解经济长期运行的规律，就可以更好地提高增长的表现，我们完全可以改变经济的表现。在以后的路上，我从未忘记这一初衷。”在决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后，诺斯时刻铭记这一最初的选择。
在诺斯成为经济学家的过程中，按照他的回忆，对他影响最深远的一些经济学教授是罗伯特·布雷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里欧·罗根，还有一位是弗兰克·奈特的弟弟，这些人对诺斯了解经济学理论和背景知识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写经济史研究框架
1944年诺斯结婚，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三子，之后，他的第一任妻子成为华盛顿州的政治家。1950年开始，诺斯进入华盛顿大学教授经济学，1956年至1957年，诺斯还在国家统计局工作过，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美国经济方面，在华盛顿大学从事经济学教育30多年期间，也是他学术生涯最辉煌的时刻。
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诺斯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段时间，诺斯的主要著作是《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
对后世来说，诺斯的伟大在于他重新改写了经济史的研究框架。他通过在经济史研究中引入制度因素和意识形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东西方的历史变迁中，提炼出具有普遍价值的经济规律和历史特征。而有了他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再仅仅盯住一件件零散的历史事件，或者琐碎的经济数据。
作为新经济史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诺斯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是解释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他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将新古典经济学中作为外生变量的制度看做内生变量，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在诺斯研究完美国经济史后，他并不满足于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又将关注度放在了欧洲经济史问题上。为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毅然前往日内瓦，在那里工作了一年。
此时，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诺斯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的惟一解释是：技术创新是人类经济增长的关键，理论界也一直把近代的产业革命看作欧洲经济增长的原点。而诺斯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穷国为什么穷，富国为什么富”这个古今中外长盛不衰的话题。
他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中认为，虽然1600至1850年间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多大的发展，但由于对海盗行贿，或者提供护航服务，海洋运输变得安全可靠，从而使得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诺斯因此认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1973年，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出版，这是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形成完整体系的里程碑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诺斯指出，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就是有了制度的必然性。
早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英国无论在现代财政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层面都已经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扫除着种种的障碍。无论是1215年限制王权的《大宪章》，还是1624年出现的人类最早的专利制度，包括1694年全球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以及1773年成立的伦敦证券交易所。这些保护技术产权，并且能够为技术的发展提供金融环境的制度都出现在英国。
诺斯认为，社会需要技术进步是一回事，人们是否愿意投身于技术创新以及由此决定的技术进步率是否加速则是另一回事。诺斯异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见解，这就是：“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而他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在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
终于，在1993年，诺斯获得了诺奖，此时，他已经进入晚年。而同一年与诺斯一起获奖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他是一位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引入现代数学工具，开创计量历史学门派的经济学家。诺斯与福格尔的同年获奖，显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诺斯的获奖并不是源于其对于制度经济学的很多开创性的研究，比如交易成本、产权、路径依赖等，而是源于他把一种制度研究的视角，引入了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之中。
三大基石支撑理论
概括起来说，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在诺斯之前，经济学家往往把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视为现代经济学的起源，然而，他们却选择性地遗忘了斯密所坚持的历史归纳与演绎的分析方法。在《国富论》中，斯密用了相当长的篇幅介绍英国的货币制度与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并从中抽象出自己的财政思想与自由放任观点。后来，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同样拥有大段的对于英国的工人阶段现状的介绍与分析。
在经济学诞生的最初百年之内，经济学家们往往通过对于真实的经济史实的分析、归纳、提炼出自己的经济观点。然而，伴随着现代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历史研究已经被纯粹的数学分析所代替。经济学家们更倾向于通过逻辑性的数理分析，构建经济计量模型，从海量的统计数据中抽象出经济结论。经济学家们不再关注于一个经济系统整体的经济表现和历史演进，而选择把研究视角落在更为微观的经济数据之中，希望通过类似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起现代经济体系大厦。然而，由于不完全理性与信息不完全的存在，经济物理学研究方法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上世纪末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生物演化的思想引入经济研究，从而开创了演化经济学派。它们强调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关注于新奇的产生，突出时间的演进和制度的变迁，在研究视角上与诺斯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然而演化经济学突出于自然选择的随机性和多样性，而诺斯则更多地关注人类意识在制度选择中的作用，通过引入心理学的相关思想，强调制度变迁的自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的统一，显然在分析视角上，更具说服力。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主要由三大基石支撑：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变化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在阐明上述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始终以成本和收益为分析工具，论证产权结构选择的合理性、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这种分析使得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巨大的说服力。
产权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大理论支柱。诺斯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曾提到“增长比停滞或萧条更为罕见这一事实表明，‘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中并不常见”。很显然，经济能否增长往往受到有无效率的产权的影响。有效率的产权之所以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的作用，因为一方面产权的基本功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关，另一方面有效率的产权使经济系统具有激励机制。
国家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支柱。诺斯对国家的看法集中体现在所谓的“诺斯悖论”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其统治收入来源有二：一是歧视性地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从而使其租金最大化。二是努力降低社会的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统治者的税收增加。
事实上，这两个目的必然是冲突的。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指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冲突，诺斯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必定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换句话说，出于统治的需要，一种经济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却可能是合理的。诺斯认为美国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我们故意建立起一个效率低下的政治制度，防止受到一个效率很高但想干坏事的政府的危害。”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的第三大理论支柱。诺斯认为只有意识形态理论才能说明如何克服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搭便车”现象，才能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旗帜性人物。诺斯把制度的重要性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并且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讨论制度及其演变，这是开拓性的工作，改变了长期以来制度不在经济分析范围之内的传统，因而他赢得了西方思想界、学术界的尊重。
认识和见过诺斯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他是一位性格开朗的老人，你如果在他面前跟他讲话，会发现他有很多让你惊讶的一些语言，还有让你惊讶的一些动作。他像一个孩子，非常单纯。他又非常幽默，好像从来没有过烦恼，讲起新制度经济学，讲起他对制度的研究和思考，他会滔滔不绝。这样一种对人生乐观的态度正是诺斯长寿的原因之一。2015年11月23日去世时，诺斯已经95岁高寿。
思想影响中国
诺斯让大多数人记忆犹新的是他重新让人们注意到好制度在解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苏联的兴衰为诺斯的经济变迁理论提供了最佳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信念体系成为苏联建立的思想源泉，而一战的经济负担则为突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绝佳的机遇。苏联的成长历程之中，对于社会主义内涵的讨论进一步丰富和复杂了制度体系，而经济的成功与失败则为纠正这种信念体系进行了持续的尝试。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苏联陷入长期的生产衰退之后，苏联的制度矩阵的适应性效率已经严重偏离其信念体系，从而引起对于适应失灵的矫正，当原有的制度变革不再有效时，剧烈的制度变迁自然就形成了。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可用于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同样也可以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崛起和经济奇迹。按照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过去30多年中国的高增长无疑是因为制度变迁导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从联产承包，到自发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从公司制度的引进到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建立，以及在金融、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变迁，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诺斯的思想还影响了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无论是老一代经济学家，还是新生代经济学家，无论在什么层面上，过去二十年里大家都深受诺斯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很多领域面临制度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等，都涉及如何建立更有效的产权制度。而诺斯通过他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了至少两代中国的经济学家，换句话说，诺斯和他的新制度经济学间接地为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改革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