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左）与杜润生（中）在一起。图片来源网络
1992年6月1日，中改院顾问杜润生（右）出席中改院在北京举办的“深化农村改革座谈会”。来源：@中国改革信息库
深圳晚报讯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10月9日晨6点许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人物。虽然被尊称为“农村改革之父”，但杜润生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他曾强调，中国农村改革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自发行为。自己不过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说服、鼓吹，做了些推动改革的思想工作；二是联系上下内外，淡化矛盾，保证改革顺利、平滑地进行。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分析说，这场改革有两方面力量，一个是普通人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另一个是国家机器对底层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和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制度。
杜润生的“说服鼓吹”和“淡化矛盾”无疑对源于基层的创新的“合法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媒体曾报道杜润生在“一号文件”起草中扮演的角色：“当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上下左右都充满争论。万里曾说过一句话，‘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那么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
杜润生本人这样总结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评价说，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地推进，杜老团队充满智慧的方法论功不可没。
是伯乐也是良师
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杜润生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光环”是发掘千里马的伯乐和培养人才的良师。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都曾是杜润生麾下“大将”。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曾在一次活动中回忆起和杜润生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翁永曦表示，当杜润生询问插队体会时自己讲了两点，第一是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第二是到了农村才明白，无论自然界还是经济界从来都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而非“大河有水小河满”。“一个礼拜后我接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调到国家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的调令，这就是杜润生”。
据悉，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门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反正我了解的历史是这样。”翁永曦如此表示。
周其仁也在多个场合回忆起杜润生安排他校对中央农村“一号文件”的故事，“等到文件付印，才突然想起来，按照程序这个我是不可以看的”。他感叹说，杜润生从不在乎年轻年老，不在乎级别高低，不在乎身份来历，只要有好的观察、独到的想法，他就愿意听、愿意与你讨论。
有媒体昨日第一时间连线周其仁，作为杜润生的“门生”，周其仁在得知其逝世时，表示心情十分悲痛，并称将专门写回忆文章追思与恩师的往事。
数年前，陈锡文还曾代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将“特别贡献奖”颁发给该奖项发起者杜润生。在“致敬词”里，陈锡文如是说：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
九号院的“灵魂”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门侧是“清代礼王府”的石牌。这里曾先后居住过李先念、华国锋、朱镕基、宋平、张劲夫等政要。
1982年，这里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七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1979年刚结束审查、上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九号院实际上成为中央和国务院农村工作决策的中枢，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周其仁、林毅夫、陈锡文、温铁军这些人，都曾经在九号院里学习过，当时他们也多是三四十岁。
当年杜润生创造性地在九号院采取了小组制的安排，组是一个局级单位，但是年轻人可以当组长、副组长，局级的老同志可以当组员，各地的这些准备提拔到省级岗位上干部也被安排到组里边跟大家一块搞调查研究，而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间所有人发表意见都是没有任何级别概念的。
对此，上世纪80年代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翁永曦曾这样描述：“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
也是在九号院，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杜润生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就认为，九号院是整个中央国家机关当中最有活力和生气的地方。也有人说九号院是当时中国农村研究和决策参考的“黄埔军校”。
在2013年一场媒体活动中，翁永曦曾一语概括：“八十年代所谓“九号院”，其灵魂是杜润生，其色彩就是像周其仁这样一帮思想有色彩的年轻人。”
杜润生
1913年7月18日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人，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人物，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连续5年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推广和完善被视为改变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他志存高远，弱冠投笔从戎，为理想献身革命百年；他不计荣辱，古稀之年复出，为八亿农民谋地权；他不拘一格，简拔青年才俊，“九号院”内培养改革生力军；他勤学习、干实事、讲效果，力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包产到户正名、为农村改革开山。桃李满园续改革、鞠躬尽瘁润苍生。2013改革动力特别致敬，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百岁老人杜润生。
——“2013凤凰财经峰会”改革动力奖颁奖词
杜老的7个心愿
杜润生走了。
这位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102岁老人，10月9日清晨在北京病逝。
30年前，他连续5年主持起草的五个一号文件，不仅助包产到户有了合法身份，更成为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在视他为“灵魂”和“教父”的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走出了王岐山、陈锡文、林毅夫等一批年轻人。
这位“农民代言人”可能直到生命的最后，仍在思考农村问题。
2008年，他在媒体举办的“日志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坛上，留下了关于解决中国未来农业问题的7个思索：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减少农业人口，保证进城农民有尊严的生活；村乡一级直接选举、罢免政权负责人，组织农会；力求社会公共产品的城乡同等权利；争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不要激化；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性别失衡、少数村庄空壳化等矛盾；人的现代化。
“未来几十年，还需做些什么？已不是我这个老人能预测准确的了。一般看来，未来的问题不会更少，只会更多、更复杂。总之，50年后中国“三农”问题不会全部解决，但农村与农民肯定比现在更富裕、更进步。”
（深圳晚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