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1867年11月27日，担任驻华公使已达六年之久的美国人蒲安臣即将离任归国。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恭亲王颇为不舍地问道：“你是不是非离开我们不可？是不是奉贵政府命返国？”

　　 蒲答：“我是暂时返国。”他随即举杯与恭王共饮，然后缓缓地说：“也许在我离京期间，我也能替你工作，如同我在京一样。”

　　 恭王若有所思道：“我们要感谢你的地方太多了。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事情就好办多了！”

　　 赫德是谁？为何向来自恃甚高的恭王对其竟如此青睐？

　　“咱们的赫德”

　　 不妨先将历史的镜头切换至四年前的平安夜，这一天，尚未到而立之年的北爱尔兰人赫德在向上帝感恩之余，于日记里写道：“我的生活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29岁不到，就成为机构首脑，这个机构在中国这个排他性的土地上，向世界各国征收近300万税款，它的地位既易招致毁谤中伤，却也可以用于促进公共福祉。”要知道，就在1854年来华时，赫德还仅仅是一名无足轻重的广州英国领事馆的小翻译。然而他成功“抓住了幸运女神的衣裙”,用不足九年光阴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登上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宝座。

　　 一个毫无过硬背景的英国年轻人，居然跻身清廷显要职位，其必有过人之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一张张如同枷锁般的不平等条约所紧缚,政治、经济、文化命脉皆受他人控扼。虽然昔日的“夷人”“洋鬼子”变成了“洋大人”, 然对于彼时的中国人而言，这些日渐涌入的西方人之中,能被称作“朋友”的，实在寥寥无几。赫德却是个例外中的例外。他不仅顺利进入清政府高层，且被恭亲王等人唤作“咱们的赫德”,成为达官贵人们颇为信任、引为知己的洋朋友。因为赫德明白，要打开进入清政府的渠道,至关重要的便是理解甚至深谙中国的文化习惯及民族感情。

　　 经过适应与观察，他逐渐懂得，在日常做人方面, 中国人采取的是圆融到几乎360度无棱角的方式，隐藏个性，不露声色，也就是儒家所讲求的“中庸之道”。是故保持“中庸之道”，用心结友，从不树敌，成了赫氏借以侧身清廷权力阶梯的法宝。他时时注意谦逊谨慎,既不去触犯“天意”，也不会得罪“官爷”，更不致惹怒“土豪”。他甚至领悟到“中国的官员就像中国赶大车的人”,“如果这条路不通，没有关系，走另一条路”! 按此思路，他终于练就了一套“迂回”式曲折前行的看家本领，无怪乎连恭王都评价他“为人谨慎圆通[微博]，又富经验”。而恰恰是这张高鼻梁、蓝眼睛的典型洋面孔，却散发出独特的中国气质，令总理衙门各位重臣都舍不得让其离开左右。为了便于随时咨询。1865年9月，朝廷命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东交民巷台基厂。如此一来，既便于赫德与其上司总理衙门的日常沟通，更利于其与各国驻华使馆尤其是与母国英国的联系。时任英驻华公使卜鲁斯评价赫德“能够接近恭亲王”，是“由于他的机敏、善意和谦逊”，毫无疑问地成为英国广泛施展对华影响的不二人选。

　　 《剑桥中国晚清史》曾这么概括赫德在晚清政府中的角色：“首先他是作为海关机构的全权管理者，其次是作为按总理衙门指令行事的雇员，第三是作为英帝国在各通商口岸处于领导地位时期的英国人。”换言之，即使恭王等人再怎么青睐赫德，但他们心中始终明白：“咱们的赫德”毕竟终归是“英国人的赫德”，故“天朝”所给予他的，更多的只是能够施展政治影响力的“客卿”地位。赫德也时常感觉手中的权力“既威严又脆弱,它可以统治一个大陆”,也可以“最终被一阵窃窃私语吹倒”，就好比西太后收拾恭亲王那样。

　　 这种对权力玄之又玄、若即若离的印象，恰是彼时清廷臣僚之“通感”。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某一行动者，能处在某个尽管有反抗也要贯彻他的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R·H·陶奈则指出，“权力可以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作为总税务司的掌门人, 赫德在手执中国海关权杖之同时,又必须面对清王朝庞大的帝国专制体系,实际处于一种权力的空虚地位。赫德在一定程度上乃“中国的臣仆”，他头颅之上悬有至高无上的皇权, 又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统辖，乃至受到兼具海关员司和督办税务权力的北洋、南洋大臣的节制。帝王授予权力, 但又层层加以节制,于是这种经过类似递次承包的权力便“犹如太阳神的光辉正在下落时”般“总是柔和的”，却又无处不在，躲避不及。赫德便徘徊于权力的有形与无形、虚实交错的政治漩涡里, 位置极其微妙。就局部而言，他的权力是绝对的、毋容置疑的；从全局来看，他的权威又是有限的、备受掣肘的。这种复杂的混合性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赫德的威势。

　　 当然，纵使身处迷局之中，赫德仍肩负着为英帝国谋取最大在华利益的使命。他一生都在奉行这么一句格言，即“在起步前要先站稳,而后缓步前进。时时追求稳妥的计划，效法的是龟行,而不是兔走”。故而每次无论处理中国问题还是涉外事件，他皆强调：“我们走得越慢越好。走得越快,我们就越准定会失足而陷入沙洲或浮沙之内。”

　　 一言以蔽之，赫德堪称晚清真人版的“一仆二主”。面对中英矛盾与纠纷，他总是巧妙周旋，试图把“两片布”按照他“认为稳妥的方式拼在一起，并把它们缝起来”。

　　 他毫无疑问是英国人，一切为国家利益为先；他又是名“中国人”，甚至往往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

　　曾经不“骑马”

　　 晚清以精通洋务、追慕欧美闻名的湘人郭嵩焘曾与赫德有过一段值得玩味的对话。郭问赫氏：“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答：“我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这就是他矛盾的一生中始终实践的“骑马理论”。不过，刚进京任职、踌躇满志的赫氏，眼瞅紫禁城近在咫尺，却不想“骑马”，而打算凭自己的能力影响洋务新政的改革进程。于是乎，1865年便成为赫德人生中注定躁动亢奋的一年。

　　 甫入总理衙门本部，赫德便迫不及待地频频于高层间走动，不断试探他们口风。很快，赫德便做出这样的判断，“除履行自己支领薪俸的职责外，还应看到这个国家从外烂到内，应将中国的拯救和重生作为目标，以这样的精神去工作。”

　　 与此同时，英国驻华官员也希望赫德对中国新政施加必要的影响。8月7日，公使卜鲁斯爵士致信赫氏，“他敦促‘自强’，并说如果有人将中国事情的真实情况向公众提供，将很不错”。

　　 故而赫德接下要做的事情，便是起草一份能够真正打动清廷官员的改革方案。其后几个月，赫氏进入酝酿、撰写阶段。期间任职于总理衙门的高官董恂对赫氏写作影响颇大。董氏历任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官至户部尚书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平日行事不拘小节。也恰恰因此种略显怪异而非循规蹈矩的秉性，使得董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与赫德走得甚近，他也是赫氏中国改革计划的忠实倾听者与建议者。10月11日那天，赫德专程到衙门向宝鋆、董恂讲述其近日写作的方案。

　　 两天后，董特意登门造访，并希望一睹改革计划草稿。赫氏欣然应允，请其指教，方案“似乎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它会触犯一些人，而且会引起怀疑；但是他劝我尽管如此，还是将它交上去”。另外董还告诉赫德，其实早在他之前，冯桂芬已经提出过非常近似的改革建议。由此可大致判断，至少在总理衙门内部，恭王、文祥、董恂等人其实对于朝野内外的改革理论十分留意，只是碍于体制局限与势力掣肘，未敢公开表态。而借外人之口，讲出心中之意，似再好不过。于是赫德便成为锁定之对象。

　　 几天后，赫德将写好的改革方案上交。10月底，总理衙门便给出了积极的回应。总理衙门将改革方案退还赫德，命其在表述尚不清晰之处详做修改。因为恭王等人打算将这份方案“送给外面的人——亦即督抚等等，以便得到他们的启发和批评——目的在于让局外人了解总理衙门肩负重任，只要它不退缩，他们就不会横加干涉，增加它的工作难度”。

　　 清廷高层的持续关注如同注入一支兴奋剂般令赫氏备受鼓舞，“我认为我的时间并不虚度，因为我开始看到我过去几年来所说所写的事正取得成效，大人物迟钝的脑筋正开始苏醒……我的确认为我们正处在中国变革的前夜。”

　　 很明显，此时的赫德，异常盼望自己的改革方案犹如巨石掷入死水之中，溅起阵阵浪花，泛出层层涟漪。

　　督抚之回应

　　 11月6日，赫德正式向清廷呈交长达4000多字的改革计划书，题为《局外旁观论》。开篇，他便以旁观者自居，声称“庐山真面，惟在山外者得见其全，旁观敢抒所见，或效一得之愚”。正是不在山中，赫德自认能洞察中国政情衰颓之因，无非两方面，“一曰内情，一曰外情”。具体来说，所谓内情，包括律例因循、制度虚设、营私普遍、贪腐泛滥、军事疲敝、士人无识、胥吏弄权、邪教横生等方面，一言以蔽之，“事不以实，而徒饰虚文”。内情堪忧，遂致政府对外颟顸无知，“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最终引发一系列冲突，故外情亦不明朗，主要集中在“边界”“传教”和“贸易”问题上。

　　 那如何改善内情，理顺外情？赫德给出了一揽子方案。其核心精神，无非清廷当整饬内政，严格按条约办事；主动派使臣出国，向西方学习，“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均极精妙，国民两沾其益，愿学者皆能学，故曰民化；中外来往日多而敦好，外无多事之扰，内有学得之益，故曰国兴”。文末，赫德还不忘警告一句，“只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此句不免稍显突兀，而赫德文中对该问题未有探讨。估计其草稿当有如何改变清廷政治制度的内容，因问题敏感被总理衙门建议删掉。无巧不成书的是，不久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也递上一份改革方案《新义略论》，内容与赫德大同小异，不过措辞更加严厉。

　　 拿到这两份“洋大人”的改革计划书，恭王不久奏请两宫下旨命沿海督抚及南北洋通商大臣认真研究，各抒己见。其实在发给各官员的廷寄中，总理衙门就两份方案已大致定了基调：虽说赫德、威妥玛二人或有不可告人之隐秘，但“该使臣所论，如中国文治、武备、财用等事之利弊，并借用外国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条，亦间有谈言微中之时”，至于“所论外交各情，如中国遣使分驻各国，亦系应办之事”。所以“此事关系中外情形甚重”，恭王希望各位督抚大臣“勿泥成见，知己知彼，保国保民，详慎筹划，不可稍涉疏略，是为至要！”

　　 然而在督抚洋务体制下，并非个个督抚都给总理衙门面子。收到谕旨后，崇厚、官文、刘坤一、左宗棠、瑞麟、马新贻六位督抚先后上折发表看法，但仍有部分大臣始终未作出回应。细数这六位大吏的奏折，观点也颇有高下轩轾之别。其中不少督抚的认识依然保守。如官文直接将此两方案视为阴谋，瑞麟、马新贻的观点与之极为近似。即使热心于洋务的左宗棠，对此方案亦满是敌意与警惕。他斥责“此次威妥玛、赫德所递论议说帖，悖慢之辞，殊堪发指！”

　　 六人之中，唯有崇厚的看法较为开明。崇氏认为派遣公使分驻各国亟待进行，“应请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豫筹遣使之道”。对于涉外事务，崇氏指出必须杜绝地方官吏阳奉阴违、不守约法的行为，真正理解并遵行近代国际秩序。具有这等见识，崇厚在当时地府大吏中，实属不多见。

　　 当然最具洞见的，还是郭嵩焘。就在是年五月，郭特意致函恭亲王，强调对付西方国家，“当因洋人之所利，顺其势而利导之”。而后虚心仿效，达到与之分利甚至使其无利可图的境地。但目下的情形却十分不妙。郭氏看来，其实“洋人之于中国，其初本无深患，由中国士大夫不明事要，以议论激成之，沿至于今。其患固已成矣，二三十年后，且不知所终”。为今之计，只有自强。而欲图自强，则须善于与洋人相处，“凡洋人所要求，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毅然拒之”。不过“可不可之间，其辨固已微矣，自非深识远见、周知天下之故，鲜不罔者”。所以这更需要掌权者坚定改革之决心，认清改革之路径，“推求一事之始终，博览天下之利病，知彼意之所必至，而豫为之防。度吾力之所可行，而先善其用”。这些决策皆“存乎王爷大人之神断，而非众多之议论所能参与者”。虽远在粤海，郭氏却窥透了恭王的心思。

　　恭王“借东风”

　　 由督抚讨论情形可知，彼时地方大员持保守倾向的尚处大多数，况且鉴于赫德、威妥玛之英国背景，两份改革方案皆未被采纳。然其后二十年间，“洋大人”当初的建议居然次第实现了：造船厂遍布沿海，铁路逐渐铺开，电报已必不可少，清朝使节奔赴欧美。赫德欲图开启中国改革新航线的《局外旁观论》注定不会成功，不过里面所涉及的革新内容终将完成，毕竟这是未来中国改革所必经之途。此结局似可视为“赫德的理论遗产”。

　　 细品赫德提交《局外旁观论》之始末，他欲借助总理衙门于幕后操控清廷政局大盘，殊不知他只是恭王改革力量手中的一枚棋子。赫德作为一位在中国政府担任要职、具有深厚西方政治背景且洞悉清政府内情的外国“局内人”，可替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做所不敢做之事，发不敢发之言，上不敢上之条陈，起到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效果。

　　 其实早在上呈改革方案前，赫德心中已萌生隐隐的预感：“我希望他们不会诡计多端，将我当成他们利用的工具。”他猜到了自己在这次事件中可能承担的角色，却料不到恭王更深远的考虑：在改革大计中，要冲破制度的坚冰与成见的厚壁，所凭依的，未必一定是阳谋。

　　 有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