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宇

　　我对安·兰德（AynRand，1905年2月2日－1982年3月6日，俄裔美国小说家、哲学家，著有 《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畅销小说）的哲学思想及其传播有兴趣，已经出版的安·兰德传记大多寓目，比较近出的兰登书屋版大部头传记也曾浏览一遍。看得多了，常感遗憾。所见传记的作者无不是安·兰德的粉丝和崇拜者，真格是树碑立传。写作传记最常见的姿态是跪着写。传主的生平与思想具有强烈的魅力，尤其是安·兰德，其人及其思想都具有强烈的征服力，一般人很难抵挡，作者难免浸润其中，为之折服，崇拜之心油然而生，写着写着就跪了下去。溢美遮丑、曲解护短乃至强词夺理，在传记写作中屡见不鲜，几成常态。

　　自安·兰德的著作与思想传入中国，迄今已有20年，其读者与思想的认同者不计其数，可是此前没有安·兰德的传记出版，连译本也没有，这真令日益增多的安·兰德的读者遗憾。现在坊间终于有了这本《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以满足读者之需，这实在令人高兴。查询网络书店，刘仲敬的这部著作确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安·兰德传记，更是第一部中国人写作的安·兰德传记。

　　最近10年，追捧安·兰德思想的人越来越多，安·兰德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她创建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哲学，迎合了在市场中打拼的人士的需要，更为广大的无爹可拼，只能在市场经济中靠个人奋斗的底层青年，提供了精神能量，因此刘仲敬写的这本传记来得正当其时。

　　令我满意的是，刘仲敬不是安·兰德的粉丝，不是跪着写此传记，相反，他把安·兰德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或者说，当作一个剖析对象，态度中立甚至冷峻。不仅不溢美，作者时时显出知识上的优越感，在他如手术刀的笔下，安·兰德及其粉丝会有些尴尬。我相信，即便是粉丝，即便奉安·兰德为“教主”，读读这本基于客观与理性的传记，也是有好处的，也符合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所谓客观主义，就是理性至上。

　　相比众多的英文传记作者，刘仲敬英文文献运用能力丝毫不落下风，体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他更有他们所不及之处，那就是知人论世的史家功力。比较而言，刘仲敬对西方历史，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西方思想史更为熟稔。因此，仅仅以10万字篇幅，却能够将安·兰德置于历史的宏大背景下观照，即可概览安·兰德的身世履历，又能感受安·兰德所处之历史大潮。这种阅读感受，在安·兰德的同类英文传记著作中鲜少获得。

　　作者结合安·兰德的出身与成长背景，揭示了东方犹太知识分子的生存法则与俄罗斯知识分子激情四溢的狂热特性，令人对安·兰德的思想基因谱系恍然大悟。这位浪人知识分子与苦寒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尽管表象的不同，但实质却是一致。“抓破哲学家安·兰德，就会露出好斗的苏联知识分子。抓破政治活动家安·兰德，就会露出隐秘的俄罗斯犹太人。”面对这种深挖入穴的史家功夫，任谁都无话可说。再如安·兰德的发迹与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狂潮的关联，也是被忽视或者刻意回避而被传记作者道出的节点。

　　从学术或是纯技术的角度来讲，安·兰德的哲学是苍白的，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偏门，她看似自洽的逻辑，被主流不屑一顾，在知识的贡献上也泛善可陈。但我们都清楚，安·兰德是一位生活与社会的体验者，她从生活中获得认知，形成观念，终生予以捍卫。她的哲学认识与生活价值观即与东方的集权专制传统相冲突，也不见容与西方的基督伦理，因此安·兰德更是一位苦斗的战士。如果我们解开安·兰德自己罗织的哲学面纱，聆听她个体生命的体验，更能够获得认同与共鸣，实际上，读者也是这么做的。这也是安·兰德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知音和追随者。我和众多安·兰德的读者只是普通人，不是知识分子，身处圈外，并不在乎所谓哲学或学术，在乎的是安·兰德讲出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能力没有机会说的心声。她得以成名，得以吸引千万计读者的，是她的两部巨无霸长篇小说。被文学技术视为禁忌的大段大段宣言式的观念陈述，恰恰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

　　安·兰德头上戴有许多帽子，显然这些帽子不适合她，尽管这些帽子大都是她自己带上的。另外，一个思想家不能完美践行其倡导之观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尽管作者责之甚严，作为读者则宽以待之，重要的是各取所需。

　　（本文为《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序言，有删改，作者系该书出品人，启蒙编译所出版人，策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