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莱荣

　　在中国层出不穷的历史名人之中，被后世不断地戴上炫目光环并尊之为“圣人”者，仅有两位。一位是被尊称为“文圣”的孔子，另一位就是“武圣”的关公。

　　诞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老夫子，用尽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创立“有教无类”的中国教学体制；他删注“六经”，创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文体系；他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纲常伦理和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的理论基石。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作为文圣，可谓实至名归。

　　而晚于孔子近七百年后出生的关羽，是读着孔子删注的《春秋》走进历史的。他的事迹在《三国志》中仅有９００余字，万千民众都是从一部《三国演义》的小说中才认识了这位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最后战死疆场的三国名将。

　　一千多年来，不论是朝代更迭，还是不同的民族君临中原，几乎所有的帝王无不对他顶礼膜拜，争相封敕。历史上有16位皇帝23次为他御旨加封，爵位由侯而王，由王而帝，乃至协天大帝，可谓荣宠非凡，独步千古。

　　一千多年来，供奉关公的庙宇不仅盖到了州、府、市、县，甚至达到了“村村有武庙”的程度。据有关资料记载，鼎盛时期全国的“关公庙”“武庙”“老爷庙”有三十多万座。清代中期，仅京城一地供奉拜祀关公的庙宇多达116座。

　　关羽，这位三国名将，在其死后已经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信仰和崇拜的“图腾”。

　　一切文化现象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它是历史进程中主观因素和客观现实形成的产物，也是文化现象在发展过程中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产品的总和。如果我们能够解析近两千年来中华各民族对关公近乎狂热崇拜的成因，也就同时解开了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基因和密码。

　　学者胡小伟先生研究认为，关公崇拜是在唐朝末年开放茶禁，出现以茶叶和食盐采购、运输为主的流动社会而自发涌现的，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

　　从夏商到汉唐，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乡里社会。在一乡一村的社会环境中，宗族和邻里之间多为亲友和熟人，相互间知己知彼，和睦相处，“君子晓谕义，小人晓谕利”，甚至有“父母在不远游”之说。很多人都是固守田园，终老一生。

　　但是，茶禁一开，许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下，要离开家乡，到千里之外的陌生环境中去买茶、贩茶。唐诗中“嫁得瞿塘贾，年年误妾期”就是说这样的情景。同样，江南的茶农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商人也是毫无所知，在陌生的地方见到陌生人，一切都改变了。

　　这时人们才发现，出来混，就得有朋友，于是，原本是乡里社会的“义”便走进了流动的陌生社会。“对人以义”，莫过于使双方互为“兄弟”，于是“结义”成为异姓兄弟就成为流行方式。史书记载说，“结义金兰”始于汉末，兴于唐宋，大致无误。

　　除了形式上的“结义”，还要找到“义”的效仿榜样，于是东汉末年“涿州曾有三大贤、刘关张结义在桃园。”这句古老的唱词说明了人们对结义的推崇。特别是关羽“诚信一生”“千里寻兄”“义释曹操”等义举便成为共同敬仰的楷模。人们磕头结拜一定要跪在关公像或是牌位前，才能成为“神明可鉴”的正规仪式。人们为了避讳，关羽也被尊称为关公，成为中国人崇信的英雄图腾。

　　以刘关张结义为例：关羽是一个逃犯，数年过着最贫贱的逃亡生活，刘备虽是贵胄，却以织席贩履维生，张飞是个屠户。正是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才会觉得势孤力单，才需要相互支援和帮助。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只有他们心中才会有“王侯将相岂有种乎？”的向往。

　　结义的流行改变了流动社会的人际关系，结义兄弟可以肝胆相照，也可以两肋插刀，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相互提防而是相互照应，这样的氛围促进了茶马古道日渐繁荣和流动社会的扩大。茶叶虽然开禁，还有另一项重要的生活物资牢牢地掌握在官府手中，那就是食盐。因为有利可图，从汉代兴起的私盐贩运，随着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与漕帮勾结后日益猖獗。因为贩卖私盐必须是团伙行动，当年起义反唐的黄巢就是盐帮的首领。盐帮和漕帮都用“义”字控制着团伙的行为。可见，义字在黑白两道都已大行其道，应当说，“义”字是当年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