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18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的这句名言，至今仍被广泛引用，以彰显财产权的重要性，并明定私产和公权之间的边界。

　　虽然商人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但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尊重商人的传统。最典型的例证是《左传》曾记载的，西周末年，郑桓公和商人订立下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不强买和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预商人的财产和营业。（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盟誓铸在青铜器皿上，存于国君宗庙中，恪守了二百余年，可说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约定。

　　近世以来，在经济发展中，倡导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倡导对企业主体权利的尊重，已成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没有例外。

　　不过，市场经济并不是放任经济，市场主体权利的对应物乃是对利益相关者的义务。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致命的自负》的扉页，引述了佛格森（AdamFerguson）所说的，“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

　　无穷无尽的分工和交易创造出复杂的现代经济，但在这看似无序的生态背后，也自有一种“合作秩序”在发挥作用，可以叫它诚信，信用，也可以叫它“正当的束缚”。

　　政府要做的，是通过正当和恰当的法定程序，提供服务，维护正义，把“正当的束缚”施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市场主体。

　　如果政府把放弃“正当的束缚”当作管理的创新，那么情况很可能如同克鲁格曼对格林斯潘的嘲讽，“他所说的话绝大部分都很有道理。但是，他的至理名言来得太晚。他是这样一个人：建议把羊圈的门敞开，而在羊不见了之后又发表一番说教，说把羊圈好好锁起来是多么重要。”

　　一个政府，要尊重私权、私产、企业的主体权利，但政府不是企业的代言人，而是“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受托人。一个不断发展的商业社会是无比丰富的，但它一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清洁的。政府之所为，就是要预警并惩治各种污染和不洁，努力推动商业社会的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