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豪

　　 前几天一则新闻轰动了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蒋老师在上课时进行点名，学生王某没有到课。课到一半时，该生才走进教室。蒋老师问其为何之前不来上课，而第二节课又迟到。该生解释说：“因为复习考研，没听到上课铃声，所以没来上课。”蒋老师当时对该生说：“如果连课都不上，怎么能考上研究生？”同时，学生名册中该生名字旁边勾选了“到课”，该生也进入课堂上课。据华东政法大学的官方消息称，课间休息时，该生主动将老师水杯拿出教室，老师以为该生是以通过泡水一举来表示歉意。孰料，在该生拿着水杯返回教室走到老师跟前时，当老师向该生道谢并伸手准备接水杯时，该生却突然将杯中热水泼向老师脸部，导致蒋老师面部和背部多处严重烫伤。

　　 新闻一出，全城哗然。事后，该生家长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自己孩子一贯品行良好，且对考研一事颇为重视，正在努力复习中。众人认为，上课迟到而被老师批评几句，根本不算什么事，但该生竟以向老师泼热水来泄愤，实在令人无语。

　　 实话说，我读了此新闻之后，也是颇感欷歔。我大抵能想象该生平日的模样：刻苦学习，性格内向，整日埋首图书馆，内心压力极大，或许都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可是她或许不晓得，这出于泄愤的一举，已然将自己未来的前程与之前的努力都一笔勾销了，即将面临的不仅是考研的困难，甚至还将面对刑事处罚。

　　 此事是非曲直很是明显，不必置喙。但惹人深思的却是近来新闻里的一个老话题，即何以一个普通人会忽然发生莫名的攻击性行为？

　　 这就让我想起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的名作《路西法效应》，此书之副标题为“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该书缘起于津巴多在上世纪70年代所做的著名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首先，其招募了一批身心健康的年轻人，让他们分别扮演“狱卒”和“囚犯”，在由地下室改造而成的模拟监狱中，进行预期两周的监狱实验，以此测试“情境”之于个人的行为有多大影响。然而，实验仅仅进行了六天，就不得不宣告终止——“狱卒”一天天更凶残，“囚犯”则日益麻木、绝望，丧失自我。正如实验主持者津巴多所说，“一些男生（狱卒）对待囚犯就像对待可鄙视的动物，随意使用暴力，而另一些男孩（囚犯）则变得卑躬屈膝，备受非人的对待，他们只想逃离这里，拥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他们对狱卒的仇恨也在不断加剧。”

　　 何以才短短六天，原本心智健全的青年就忽然展现出恶魔般的秉性？路西法本是上帝宠爱的天使，但因反对上帝而被贬斥出天界，堕落为魔鬼撒旦。津巴多以路西法效应来解释好人变为魔鬼的现象，意在说明个人的善恶同体，魔鬼与天使并存，而不同“情境”使得人性中或善或恶的一面破体而出，最终要不成为天使，要不沦为魔鬼。

　　 因此，关键不在于先验地去判断谁是天使，谁是恶魔，相反唯有承认权力才是恶魔的诱因，认知到“情境”的巨大作用，才谈得上及时制止我们心中的恶。正如津巴多进一步提出的观点，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行为人格？在他看来，所谓英雄并非是那些天赋异禀的非凡之人，而是当可能作恶的“时机”来临时，仍能够秉持良知和道德行事的普通人，换言之，英雄是那些能行不凡之举的平凡人。因为所有的情境都具有两面性，或催生善意，或鼓动恶欲，而只有个人内心以“等待中的英雄”自期自许，或许才能抵御那蠢蠢欲动的路西法之念。

　　 既然“情境”之于个人善恶意念的影响如此之大，也就提醒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个人道德良知的完善与开展，更要紧的是必须从个人特质转向公共健康模式的思考，亦即从“情境”本身来尝试改善——既然个人之恶往往是整体系统之恶的最终表现。

　　 英国著名动物学家、生物人类学家莫里斯的《人类动物园》就明确指出，生活在现代大都市里的现代人，其实反倒比野生动物更加具有动物性。而人类作为动物的协作性和互相攻击性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出现在现代生活中。按照莫里斯的说法，人类的自杀，是因为现代人无法攻击他人，而事实上，人一旦可以攻击他人，就不会攻击自我，甚至他还给出了数据来证明战争年代的自杀率很低。 此外，他还强调，“没有文化的动物从来不会把争夺行为推向极端，极端行为是现代人生活条件下才可以看到的行为。”动物会争抢食物而厮杀，但是不会如现代人那般因旁观暴力而感到愉悦，也不会虐待动物、儿童和弱小者。

　　 同时，莫里斯此书也提醒我们，采取过激行为的人，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某方面不能畅顺发展的。因此，常常有些莫名的极端行为发生，既非长期预谋，受害者其实与施暴者也无甚竞争关系，但就是这种莫名的恨意会使人陡然显出恶魔的一面。如果我们将津巴多的实验连类比照，那么同样告诉我们，对于善恶的批判眼光不该只是局限于行为个体，而应推展至整个的外部行为环境以及社会道德系统的整体塑造。

　　 华政泼水门乃至近来频出的大学生极端行为事件，不仅是所谓青少年行为失范的问题，更是对于整个社会行为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的一记警钟，就此来说，泼水女生也是这一系统疾病的可怜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