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张三和李四最开始的时候在村里做泥瓦匠，每天挣点儿工钱。李四技术比张三略次，但态度好，会做人，所以请李四的人家就比较多。一个月下来，李四要比张三多挣个40块钱。那会儿张三一个月才挣50块钱，李四已经能挣到90块了。所以张三特别眼红李四，背后总是没事找事，腹诽李四。后来都说城里的钱给的多，两个人一起去城里打工。城里到处都是工地，泥瓦匠很容易找到工作。头一个月，张三就挣了300块，而李四恰好挣了340块，还是比张三多挣了40块钱。可是拿到钱的时候，张三非但没有眼红李四，反而请李四喝了一顿酒。李四后来和我说了这事儿，我就纳闷了，明明还是少40块，为啥张三像换了一个人？我就问张三，怎么这么大方了？张三说，原先在村子里，每个月比李四少挣40块，感觉特别不公平，自己手艺不差，甚至活儿还略好点儿，为何还比李四挣的少？所以心里特别不舒服。后来来到城里后，挣的不比李四少，这才开心起来。

　　听到张三这么说，我就更纳闷了！不是还少40块吗？和原先的差距一样啊。可张三说了，那不一样。原先是因为自己挣50块，李四居然挣90块。现在自己能挣300块，就不在乎李四多出的那40块了。读者以为我在说绕口令吗？当然不是！在传统经济学中，40和90的差距与300和340的差距应该是一样的，但在行为经济学家眼中，这个差距有很大差别。也就是说，大数之间的差距与小数之间的同等差距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感受完全不同！想想看，假如你一个月挣60元的时候，不小心丢了10元，那是多么心疼的事情。但如果你一个月挣6000元的时候，再丢10元，完全没有感觉。这是因为人们在意的是相对的数值，而不是绝对的数值。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一大弱点，传统经济学总认为人们在意的是绝对数，而忽略了相对数的意义。

　　我经常听刚毕业的学生说，自己太穷了。一个月都挣七八千元了，还叫穷？都说物价太贵了，然后开始羡慕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自己就又开始纳闷了，那会儿刚工作的时候真的很幸福吗？认真回忆了一下，还真比现在的年轻人穷。记得我第一份工资是64元，真少。现在的年轻人说了，那时物价低啊，东西便宜啊。想想东西是便宜，但一斤肉也要差不多一元钱呐。关键还不在这儿，关键在于一双皮鞋、一件普通的羊毛衫之类的都要半个月工资，一辆自行车得不吃不喝存两个多月。一年下来，存的钱还不够给长辈们买礼物的。这能叫宽裕么？现在的年轻人又说了，现在房子多贵啊，完全买不起，那会儿有房子分。真是太不幸了，据我的经历，那会儿和我一起进各种国企工作的，貌似大多数也都很久没有房子分，后来还是得益于住房市场化，才买了房子的。更何况少数分了房子的，也是好不容易熬到头，承继了老员工过渡下来的破旧小屋，最后也是不得不买了商品房的。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不公平的认知，这要看你选择什么参照系，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比照数值。现在有现在的不公平，过去有过去的不公平。在我刚工作时，不公平存在于工厂和政府机关之间，以及工厂内部普通员工和干部之间。好比住房，工厂效益不好，就不可能有住房的期望，即便是国有企业，也不可能盖得起房子。而政府机关则不同，随便哪个机关，都可以自建住房分配给职员。所以我们那会儿最向往的就是调到政府部门去上班。这种不同行业的不平等够大吧，如果实际财富能计入总收入，估计那会儿的基尼系数比现在还要大。再看企业内部，就房子来说，效益好的企业可以自建住房分配，但这种分配是论资排辈的。领导们才能住好房子，普通员工资历深的才能住上个房子。像我们这种年轻员工也就住个集体宿舍。和现在的新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宿舍倒是不要钱，可是宿舍在大山里面，孤零零的没人管，就像被抛弃了的一群流民。所以那会儿我宁可在城里给别人看店住店里，也不愿意住那个分到的单间宿舍。

　　可见在三十多年前，其实也是很不公平的，尽管那会儿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只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对当下的不公平感受更直接、跟深入，所以反过来会觉得以前的美好。其实哪儿有那么美好？身在农村，一开始就觉得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工作之后，又开始感受不同行业和不同工种之间的巨大差距，似乎不公平一直如影随形。这种不公平切实存在着，同时又因为我们自身的认知，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对于不公平的表达也就日趋强烈。在讨论公平问题时，其实普通人不会像学者那么深究公平的定义，更不会在乎公平的度量。对普通人来说，切实的收入和财富的相对差距就会产生不公平感，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经济现实。所以，仅仅凭借自己的公平感受来推断社会的不公平，就容易陷入到公平认知偏差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