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

　　在汉语中，“叶”姓刚好也是树叶的意思，“叶”盛夏攀附树枝，又随秋风飘落，正好对应着安庆“叶家”随世势转圜的无常图景，此“叶”虽非彼“叶”，此“叶”又似彼“叶”。“家族”是树干，个体是枝蔓，几代人在其中相互缠绕吸附，彼此呵护又相互磨损，叶家后人的回忆多是温情与苦虐并存，怀想与忌惮齐涌。

　　徽州素以巨族聚居著称于世，家族规模以大为美。据籍贯绩溪的胡适宣称，他家在太平军起事前有6000人之众，经战乱杀戮只剩1200人，消减了80%以上，这个数字虽令人起疑，却可从中揣摩其家族规模之大。叶家也不例外，据叶笃庄先生的回忆，1853年，先祖叶坤厚在逃避太平军追杀途中，为确认40人的大家庭各自无恙，踏雪四处奔波，最终花了数天时间才把大家全员收拢到一起。

　　明清以前，聚族而居基本上是贵族大户的事，所谓“世家大族”的奢华气派完全与小民无关，因为宋代以前小民根本没有私自祭祖的权力，那是皇家贵族深宅大院里关起门来的私家故事。明清以后，允许小民在家里设堂开祭五代以上祖先，尤其是允许各家私订族谱，才有百户千家香火缭绕的情境出现。

　　敬宗收族的平民化与科举的普行有关，庶民能跻身高位，在宋代以前是小民不敢做的梦，只有通过“去贵族化”的层层选拔，底层百姓才有进入上层的通道。庶民子孙读书可依托族田做经济底盘，私塾书院如是宗族自家开设，也可为族亲入仕的梦想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

　　聚族而居是有条件的。首先，族人要有能力做官，升上官位才能发财，要做官，考科举是人人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入朝的官员从官位退下来后可以在家乡买房置地，继续做棵经济大树荫蔽家人，所以无论是当官还是做百姓，传统文人一辈子辗转漂移，奔走四方，脑子里的那个罗盘针还是指向自家的祖居地，后人错落有致地围绕祖地形成同心圆式的交际网络，如瓜蔓藤萝绵延伸展。

　　晚清科举被废，课业内容大变，升官渠道被堵，连锁反应是“族田-书院-祠堂”一系资助线索短路。“科举”和“宗族”就如一根藤上的两颗瓜，一瓜坠落，摇动另一颗也触地迸散。宗族碎化的直接结果是亲属之间渐渐失去牢固坚韧的家乡意识，那根终身指向祖居地的罗盘针在后人头脑中全部偏移失灵。近世革命与入侵、内乱、战争、杀戮如影随形，引发空前的人口播迁离散，如大树遇秋风，纷纷摇曳到落叶飘零。人们的生涯已无法单一地通向做官发财这一条路，科举崩解后的学堂教育，使得族人可以分身扮演军人、法官、职员等多重角色，离散的家人不但难以返回祖居地，也淡化了认祖归宗的愿望。

　　面对战乱革命，叶家开始奋力趟出两条路线以图自救，先祖面临太平军的蹂躏还试图坐拥家族资产办团练以自保，勉强维系着“祖居”的状态，后人则完全不管不顾，开始了个体化的流亡生涯。

　　叶家的先祖凭科举做到道台和巡抚一级，恰恰遭逢太平军攻占安徽，他们信奉“寓兵于农”的古训，操习团练守护乡梓，觉得小民当兵是自家门内的事，“为国实为家”，所以才肯拼尽死力，不像那些吃官粮的迂腐大兵。19世纪后半期，叶家子弟在科举网络卵翼下，才勉强延续聚族收宗的能力。科举崩塌，叶氏子弟开始彻底脱离宗族这颗大树，枝叶飘散，各奔西东。他们学习的专业和从事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如有学气象学、农学、政治学、历史学的，还有说相声的。兴衰浮沉中已看不出仕途催生宗族荣耀的旧轨迹。

　　近世革命的最重要特征，是对“阶级”身份与意识的唤醒与训练，它成为政治利益再分配的强大动力。对于那些离家漂泊的人群，对家族的美好记忆逐渐转化为被压迫意识觉醒后产生的敌意，“家族”逐渐沦为诱发“不平等”人生的罪恶根源，记忆的倒转往往成为革命是否彻底的标识。传统的宗族制度虽也讲等级秩序，却一般采淡化处理的态度，并以此有效保障等级安排相对公平，使得每人的高下位置不至于显得过于悬殊，“不患寡而患不均”似乎永远是不灭的古训。叶家到叶崇质这一代，一直为人厚道，对仆人从来不发脾气，有些仆人是祖父时代留下的，很少被辞退。即使已不能干活，也照样养起来，不但管饭，而且给工资，这与红色电影中刻毒残忍的地主恶霸形象相差很远。

　　叶家世代为官却为人厚道，不是个别现象，这大概与科举制度无法许诺一旦得势就铁定高贵终身的特性有关。科举鼓励的是上下层流动，官员和平民的身份可以随时互换，是淡化“阶级”界限的有效办法。从各种回忆中不难发现，仆人和主人全家和和气气相处的例子比比皆是。科举被废后，文人流通渠道变了，向上游走的是公务员系列，横向发展则可从军校学生蜕变成地方军阀，唯独辞官退休返乡归祖没什么好处可捞，因为没有了当年士绅的待遇，也就自然缺少回家乡服务的动力，这是未来农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五四”是给“家族”价值送终的最关键时刻。孔子被看成是中国家族最古远的祖宗和最大的经营老板，“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丑化“宗族”秩序不过是一个意思两个表述。在巴金的《家》中，家长高老太爷的阴郁刻板，长房长孙大哥觉新的愚钝木讷，两位胞弟觉民、觉慧的激越叛逆构成强烈反差，喻示着家族内部阶级裂痕随时局之变不断扩大。我们几乎可以在“叶家”找到一一对应的角色，只不过《家》出于“五四”口号的熏陶洗礼，角色形塑更加夸张和戏剧化而已，这里面描绘的人际关系似乎一点不像叶家宽厚待人的风格。

　　叶家的布局与巴金小说《家》中描写的家族秩序差别不大，主人夫妇周围环绕着几个小妾和成群的儿女。20世纪叶家的核心叶崇质的妻子因为没有子女，从妾的身边过继过来一个儿子做长子。长子叶崇仁由此具备了相当于正室所生的长兄地位。吃饭时可以和大夫人同桌吃高级饭，其余子女均和其母同桌吃普通饭。叶笃庄先生回忆说，家里每天一共开几桌饭，除上房高级饭一桌和普通饭两桌外，还有书房、门房等各一桌。吃上房高级饭的有叶崇质、大夫人、祖母、大哥、三哥、四哥，吃上房一般饭的有二夫人、三夫人、叶笃庄本人和六弟、七弟、九弟、三姐、四姐，吃剩下的菜给女仆们吃。这种按嫡庶出身安排就餐秩序的办法，在传统家族中是很常见也是很合理的，没有人会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一旦家族被妖魔化成害人的对象，那些庶出子女中酝酿已久的压抑情绪就会释放出来，发出反抗的声音。

　　叶笃庄在做思想交代时，就强调自己的母亲只是一个小妾，只有大夫人才能穿大红裙子，二夫人、三夫人穿的裙子得有绣花以示区分，也不能和她同桌吃饭。他痛恨母亲和兄弟姐妹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这促使他反对自己的阶级出身。可能你会觉得这样的思想自白太公式化，水分太多，到底哪些是真实的想法难以辨别清楚，无法抹去规训威胁下言不由衷的压迫痕迹。不过从字里行间，还是能感受到家族秩序中呈现出的不平等状态，至少可以作为宣泄不满的一个心理依据，尽管这种不平等是相对而言的，完全不必夸张成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紧张态势。

　　家族内部身份的差异还会造成利益分配上的不均等，家族中长子对财富分配的控制往往会引起其他子女的猜忌和不满。有一次叶家子女要求查账，长子叶笃仁生气地把账本摔在了桌子上，表达对弟妹们不信任自己的愤怒。后来叶家的分家表面上是按各个兄弟姊妹的人数平均分配财产，一人一份，基本做到了公平公正，但嫡庶子女间待遇不平等造成的阴影并未得到消除，反而成为家族中年轻一代采取叛逆姿态的心理根源。因叶笃仁也属庶出，父亲死后在家里成了一家之主，又继承了父亲在天津商界的优越地位，对此兄弟们都不买账。尤其是兄弟们的学历纷纷超过老大之后，他貌似银行家的吝啬面孔就变得更加可憎了。

　　一般而言，率先出生的长子大都会被家族赋予重任，起着协调家庭事务和合理分配财富的职责，所以其性格的养成往往趋向保守谨慎。有意无意间会刻意维护自己在家中的先天优势地位，他们有意培养社交能力和维系秩序的态度，借此赢得家长的信赖。

　　相反，那些年幼一些的孩子因难以掌握家族实权，故喜欢以标新立异的反叛姿态在家中赢得一席之地，在时代乱局中，新型学校教育的力量越来越大于家族控制的力量，成为叛逆心理的滋生土壤，自然会形成与家中长子权势的对立关系。家中幼子常常倾向于“左翼”，叶家出现了两个共产党人和一个左翼分子，和一个彻底背叛家庭出身在天桥说相声的演员，这也可以部分回答，在革命风暴中，为什么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出身于富裕阶层的家庭，按常理推测，这些人应该是家族利益的最热烈维护者，事实上，家族内部的不平等状态造成的“阶级”差异，会不自觉地沉潜下来，最终发酵为幼子们的革命动机。

　　在漂泊的履历中，作为叶家幼子的叶笃庄心境是复杂的，他一方面出身在一个旧式的官僚和新兴资本家家庭，从小身上不乏一种优越感，他以美国间谍罪被捕后的审讯记录中就记载说他态度不够谦虚、傲慢、有清高思想，自认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过错，联想到他离开129师的原因竟然是有个军官偷看了他的日记，限制了他的自由，侵犯了他的隐私权，由此就可理解所谓“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完全是内心深处家族优越感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这个本能反应也许造成与民众感情的隔阂乃至无法交融。在前线，旧家庭中遗留下的“阶级”烙印会不时凸显出来。在广阳店火线上，叶笃庄总觉得要别人照顾感觉不好，在行军中自己好像失去了眼睛和耳朵，像一匹不负任何重物的骡子，被人牵着随处乱跑，令人伤心！

　　由此可知，一部中国近世史，也是一段家族撕裂的悲怆历史，同时也是“老人权威”崩解的历史。家族以祖先和老人为核心搭设生活舞台，努力依靠旧秩序维系和谐平衡的时代已经结束。叶崇质作为家长虽已弃官从商，却始终保持着每天到老太太房中请安的习惯，到了叶笃庄辈不但个个奔走无常风流云散，礼仪的持守连形式都已消失殆尽，个体选择的多样性确是以摧毁庞大家族的延续为代价的，其孰利孰弊真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