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洪才[微博]新著《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陈迎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体系遭遇到自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激烈的动荡，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入了深度转型期。如今6年过去了，世界经济是否彻底走出了雾霾？中国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应扮演什么角色？新近出版的《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一书对此做出了独到而又深入的分析。

　　本书作者徐洪才博士在其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担任工程师、央行[微博]官员、投资公司高管和大学教授，目前是中国民间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经济学家，2012年被香港《镜报》誉为“不为垄断资本说话的智库专家”。

　　本书指出了金融危机发生6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经济发达国家逐步走出困境，所谓的“西方衰落论”似乎言之过早。美国通过数轮量化宽松、“再工业化”等独特的危机转嫁和财富创造机制，经济开始复苏，摘取了新一轮全球化的“桃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尽管波及面甚广，但并未对欧洲一体化和欧元带来根本性的负面影响，相反，欧盟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在成员国财政联合和银行业联盟方面取得了共识。日本经济也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开始走出多年来的持续低迷状态。

　　二是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来临，关于世界经济新规则制定权的博弈已拉开大幕。作者认为这是“富人规则”在厘定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其中美国主导的“两洋战略”，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响应者甚众，反映出“大西方时代”正在来临，新的地缘经济秩序隐然成形。风起于青萍之末，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大变化应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国际问题学者的足够重视。

　　长期以来，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被动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上发言权不多。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阔步走向中心，对世界经济稳定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外界对中国的期待有之，疑惧之论也不鲜见。那么，中国该如何发挥大国责任、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作者从中国自身、区域和全球等几个层面进行了深刻剖析。

　　从中国本身层面来讲，需要不断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创新为引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自2001年加入WTO[微博]以来，中国切实履行入世承诺，但由于多年来计划经济模式的后遗症影响，以及垄断部门利益的制约，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水平仍然处于较低，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层面的结构性改革一直难有突破性进展。如果不消除这些痼疾，将不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也不利于通过开放来倒逼国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不利于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

　　从区域层面来讲，要加快推动多层次、多领域的东亚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建立高标准的、能应对全球风险的高层次自贸区。作者认为，以自贸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是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向。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启动。此后，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实施力度不断加大。商务部的数据表明，截至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6个，涉及22个国家。此外，中国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联合研究；正与哥伦比亚等开展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实践证明，以自贸区战略为切入口，构建利益共同体，既有利于维护和平的周边环境，也利于推进区域一体化，为本区域内的人民带来福祉。

　　从全球层面来讲，中国要践行“包容性增长”的新理念，促进全球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当前，全球经济的最大失衡是南北发展不平衡，欠发达国家无法分享全球化红利。从长远来看，发展水平差距过大既有违人类的公平和伦理，也最终会对世界经济的效率造成损害。而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目的就是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利益诉求，缩小发展差距。这也警示人们，世界经济的治理需要一种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新的制度文明，从而实现善治。

　　对此作者做出了几点思考：在贸易体制方面，要继续维护WTO作为世界多边贸易的支柱地位，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货币金融方面，鉴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国际社会要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内，提升特别提款权（SDR）的功能，扩大IMF[微博]职能，完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在国际发展援助方面，发达国家要通过提供优惠贷款、免除债务、减免关税、技术转移等措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作者的这些思考可谓切中肯綮。

　　此外，这本新著对汇率政治、人民币国际化、“新丝绸之路”、欧债危机后欧盟改革等焦点问题的论述，令人信服，也颇有新意。总之，该书能帮助我们把握世界经济的形势及重大动向，特别是作者告诫中国在新的全球治理竞争中要避免被淘汰出局，发人深省。（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