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德强

　　 晚上8点，母亲“下班”，得数小时清闲。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会穿戴整齐，步行到离家最近的一个广场，与同样来自全国各地、帮子女看孩子的妈妈们，跳上几个小时的广场舞，风雨无阻。

　　 这是她每天最自由和最自主的时间。我偶尔也会被母亲的热情所打动，携妻儿一同前往，但却始终感觉无法融入……母亲的鲜活与我的僵硬在那个时空中泾渭分明。久而久之，面对网络上对广场舞如潮的质疑声，面对生活在这个繁茂丛林都市中的母亲们，我深感“广场舞”不仅是一种延续自20世纪的群众文化，更日益彰显出其饱含的历史感。

　　 这一切几乎都发生在一个快速城镇化的中国这一大背景下。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1%、至今已经超过50%的城镇化率使得城市成为人口和资本的主要集聚地。然而，“传统”文化形态的“消逝”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与现代化进程一般迅速。当资本如摧枯拉朽般重塑城市空间时，中国大妈们果断地站了出来，重申对“广场”——这一公共空间——的所有权与使用权。

　　 生于1980年代初的我还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北方的小城市里，从政府到学校、从医院到住宅区，对于空间的全民共享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广场，作为一种“非排斥性”的空间形态，从小到大，向一个小区、一个单位甚至一个乡镇的所有人敞开。

　　 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广场内的文化活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几乎同步的日常生活轨迹，使得类似今天围绕广场舞出现的各种矛盾，无法想像和存在，这也让经历了快速城镇化尤其是空间私有化（如住房和各种商业设施）历程的中国人，对于当下城市中不断减少或者被挤压变形的“广场”，五味杂陈。

　　 显而易见的是，广场对一个分化的城市社会人群的高度包容性——从有户籍的到流动人口，从城市白领到建筑民工，广场舞对各种文化娱乐形态的高度容纳和重构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参与着城市空间的未来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