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

　　 纪录片不应为人们提供现实的假象和思想的禁锢，它从主题、内容、思想到形式都应该是高度开放的；因为，它就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

　　 十几年前，深圳有个纪实频道，业务氛围浓郁，节目创作空间也很宽松。彼时，廉价的DV摄像机刚刚兴起，频道里从领导到编导人手一台，私人记录的生活点滴，就能制作成电视节目，甚至安排时段播出。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纪录片的“私人化”表达。一位叫陈毅民的年轻导演（后去美国学电影，现在香港教电影）把摄像机给了一对年轻夫妇，请他们拍自己“春节后就分手”的故事，然后把素材还给导演，剪成片子。

　　 既是“私人化”的摄影，画面摇摆，构图歪斜，必然缺乏电视台所谓的“专业性”。但是，也正因为是最“私人化”的记录，镜头与拍摄对象完全没有距离，情感近乎于裸露的抵达，自有其直指人心的力量。那时我突然领悟到“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的道理亦适用于纪录片。只要你能逼的够近，没有题材是不能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值得挖掘的深度；在这样的预设前提下，甚至连所谓“专业性”的技术标准和审美习惯都可以被我们所忽略。

　　 那时为了赚点小钱和认识做泳装表演的女模特，我们一度热衷于给各个政府及企业的“赵诗人和刘作家”拍画面精致而优美的MTV或者“电视散文”，尚不知道什么叫“散文电影”（The essay film）；却没想到一些“去专业化”的尝试，已经触摸到了某些先锋电影的本质：纪录片不应为人们提供现实的假象和思想的禁锢，它从主题、内容、思想到形式都应该是高度开放的；因为，它就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

　　 Laura Rascaroli 的著作《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研究的正是“散文电影”和“主观第一人称非虚构电影”这样一些介于纪录片、艺术电影、先锋电影之间的电影实践。因为“作为大众媒介或工业和集体行为的电影已经够多了”，“我要通过电影来讲述我的生活”。“这种新类型的电影，不再把导演捆缚在传统纪录片的规则和范围之内，比如遵照时间顺序或对外部现象的写照。相反，它解放了想象力，发挥出所有的艺术潜力。”

　　 虽然未必看过这本书，今年深圳大学“人间烟火”青年电影展的学生作品却显露出“散文电影”或“主观电影”的艺术潜质。当然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表达方式及内容都过于“随意”了。《小左》就是表达一个90后深圳打工青年的烦恼和痛苦，叙述没头没尾，但有其生活的质感。《到来之前》记录的是一个脑瘤患者在死亡到来之前的平淡生活及种种困难挣扎；虽然记录不算是完整，却能够感受到个体生命的无助和渺小。值得推荐的是《我的生活没有北》，在DV盛行的年代之后，年轻孩子们拥有了一种新的摄录工具——手机，所以片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拍和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并且时有拍摄者“表演”出的微观情绪。虽然普遍缺乏主线清晰的叙事，但三部作品都能够依靠非虚构的气息打动人，不能说他们的作品有多么优秀，但是却可以看到某种自觉自发的开始；何况能够在青年影展上播放，这本身就是对年轻创作者的一种鼓励，他们因此将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有时候年轻人最个性化和本真自然的表达，是需要宽容与呵护的。值得一提的是，陈毅民导演当年那部“春节后就分手”的纪录片，虽然获得了领导和编导们的一致好评，却最终没有在电视台播出，理由恰恰是太“私人化”，不符合“专业标准”。

　　 以此事为鉴，“专业化”在某种情况下还真是艺术创新的敌人。